情有獨鍾(12)_學達書庫

一二

　　當時，克賴頓的主要任務還是學習科學。細胞學分析技巧十分精密，難度很大，非付出大量的精力不可。但是克賴頓發現她正在學習一些更有用的技術，她正學習跟著麥克林托克論文中的方法一步一步地走。她回憶說，即使在當時，許多人就已發現因為愚鈍而「很難跟上」麥克林托克。她發現，有時候麥克林托克並不根據前提就作了推理，而事實上，麥克林托克卻回答了「你當時可能會問的問題」。這種推理能力是麥克林托克的思想所擅長的，麥克林托克正在講述的往往正是「你可能會問的問題」。這種推理能力也使克賴頓受益不淺，它幫助她建立起自信心，而這種自信心在應付麥克林托克提出的高標準問題時是很必要的。「她很快就看到了事物，而不那麼快看到的人的日子是很不好過的。」

　　冬去春來。一九三〇年春天，麥克林托克提出了一個問題要克賴頓繼續幹下去。麥克林托克認為通過染色，她已觀察到在第九對染色體上有一個結節，利用這一純系玉米，最終有可能在遺傳交換和染色體交換間建立關係，遺傳學家認為這一關係是理所當然的，但他們提不出證據。（當一個生物體同時具有兩親本的特徵，而這些特徵又與在通常情況下連鎖的兩個基因相對應時，可觀察到遺傳交換。「連鎖的」基因通常是一起遺傳的，因此被認為是在同一條染色體上的，大多數遺傳學家認為這個事件的物質基礎是成對的染色體的部分進行物理交換，新組合產生的染色體的基因一部分來自父本另一部分來自母本。）

　　麥克林托克已經測定了位於同一染色體上的基因連鎖群的特殊位置，並正繪出其它細胞學標記的形態。所有這一切是通過在同一染色體上靠近兩個截然不同的遺傳標記的兩個細胞學標記來完成的。同時，通過追蹤由植物的遺傳交換（交配）所新產生的兩組標記就能很容易地確定這些交換是否同時發生了。麥克林托克所培養的遺傳學和細胞學標記的種子使得克賴頓進入了玉米遺傳學這門學科的大門。

　　研究玉米遺傳學是一項十分艱苦的工作。為了使生長季節盡可能地長，必須儘量在最溫暖的地方種植玉米——通常是在朝南的山谷，夏日炎炎，暑氣逼人，一大清早，天還不太熱，工作就開始了，並要連續工作一整天，需要不斷地給幼苗澆水以防它們幹死，每一株玉米都得系上標簽，在大田裡，在實驗室裡，對它仔細地進行觀察，而當受精的季節到來的時候，必須加倍小心，這樣才能保證正常授粉。

　　緊張的一天過去之後就是休息，作為娛樂，麥克林托克最喜歡痛痛快快地打一場網球了，每天下午五點鐘，如果天氣好的話，她和克賴頓在網球場上交手——「她回一個球就象獵取一條染色體那樣緊張。」雖然，那位較年輕的、長得較高的婦女本身就是一位高超的網球手，現在回憶起和麥克林托克打球的情景時仍感到精疲力竭。

　　哈裡特·克賴頓在敘述巴巴拉·麥克林托克的氣魄時說，她把為這個重要的科研題目所準備的種子都給了象克賴頓那樣的新手，而這是符合埃默森所建立起來的傳統的。克賴頓回憶說，埃默森的宗旨是給新來的學生以「你所有的最好和最有前途的課題」。根據羅茲回憶，年輕的克賴頓本人並沒有認識到這項課題的重要意義，為了完成它，就需要麥克林托克經常對她進行督促，到了夏天，克賴頓才逐漸領會到在這以前實際上沒有一個人能解決得了這個問題。因此，完成這項課題就不只是教學實踐活動，而是對該領域所作的實際貢獻。一直到今天，提起這件事時麥克林托克只是聳一聳肩，「很明顯，這件事是非做不可的」，她還認為要幹就要幹好。

　　毫無疑問，這件工作十分適時。在大西洋彼岸，科特·斯特恩對果蠅的研究工作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可以預期，她將通過實驗，以完成經典遺傳學鏈條中的最後一環」。在整個二十年代，遺傳學家一直用顯微鏡觀察果蠅的減數分裂，但有很多環節一直難以處理，現在，斯特恩終於能夠繪出可以清楚他說明交換過程的遺傳標記了。而確立果蠅遺傳和染色體交換關係的實驗也正扎扎實實地進行著。根據克賴頓的說法，如果不是T.H.摩爾根介入的話，斯特恩肯定先於他們而發表文章。

　　一九三一年春天，摩爾根來康乃爾在梅辛傑年會上作報告。一系列的報告剛一結束，這位偉大的遺傳學家就從某個角落出現，到各實驗室巡視。他想知道每一個人正在做些什麼。當他來到克賴頓和麥克林托克兩人的小辦公室時，克賴頓向摩爾根報告她的研究課題，並給他看了去年夏收的主要成果。摩爾根立即問她們是不是已發表過文章，沒有，她們正在等一熟玉米以肯定她們所積累的材料。摩爾根表示反對。他認為她們已完全夠了；她們現在就應發表她們的成果。摩爾根克服了每一個人的猶豫（例如，夏普說這是克賴頓的博士論文，她得實習三年來完成這篇論文），他要了筆和紙，當場寫了一封信給《國家科學院記錄彙編》的編輯，告訴他預計在兩周內可以收到克賴頓的論文。論文在七月七日寄到，一九三一年八月刊出。

　　當時，科特·斯特恩同時進行著的研究正在順利展開，他的成果卻被別人搶先發表了。斯特恩的論文基於更廣泛的資料之上，但在幾個月內不會刊出，他顯然不安了。在晚年，斯特恩回憶起他公佈他這項研究成果的那一天：

　　我以年輕人的熱情得意洋洋地交出了我的論文。過了一會
　　兒，凱澤·威廉研究所的一位同事跑來對我說：「我不想破壞你的
　　情緒，但在你休假的時候，哈裡特·克賴頓和巴巴拉·麥克林托
　　克發表了一篇論文，他們在玉米上所做的實驗與你剛宣佈的獨家
　　發現完全相同。我得承認……我仍感謝我的同事讓我多得意了半
　　個小時。他在我們談話之前就可以把克賴頓和麥克林托克論文的
　　事告訴我了。

　　根據克賴頓的說法，摩爾根後來承認當時他已經知道斯特恩的工作。但是（在他介入這件事約一年之後），正如他所解釋的，他也知道這種情況，就是即使克賴頓和麥克林托克在夏天以前就開始工作了，斯特恩要超過她們也是輕而易舉的。用果蠅進行研究，無需等待整整一個生長季節去研究遺傳交叉的結果。每隔十天就可以得到一代新果蠅，克賴頓記得摩爾根講過：「我認為玉米擊敗果蠅適逢其時！」

　　第二年夏天，第六屆國際遺傳大會在紐約州的伊薩卡召開，本書所有的主人公有了見面的機會。自從上屆遺傳學大會以來五年時間過去了（參加那次會議的有來自三十六個國家的八百三十六名代表），離上一次在美國召開的遺傳學大會則已有三十年。會議在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四日開幕，有五百三十六名遺傳學家報到出席（許多歐洲代表未能參加）。該領域的所有名人都到了場。T.H.摩爾根擔任主席，羅林·埃默森任副主席。理查德.B.戈德施米特，柏林凱澤.威廉研究所所長擔任歐洲代表團團長。

　　摩爾根在開幕詞中回顧了遺傳學的歷史，估價了該學科現有的地位。作為總結，他為遺傳學家開出了一張在最近的未來要進行研究的包括五個最主要問題的清單。第一，「關於基因生長和複製的物理學和生理學過程」的理解；第二，「染色體接合時及接合後所發生變化的物理學解釋」；第三，「基因與性狀的關係」；第四，「突變過程的性質」；以及第五，「園藝和畜牧的遺傳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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