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獨鍾(11)_學達書庫

一一

　　當然，她做這項工作時的效率比我高得多。」他還記得有一次他要和麥克林托克聯合發表文章，麥克林托克只不過讓他解釋一下他自己的資料就把他難住了。說到這裡他大笑了起來——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作出解釋——但那時他被激怒了。他還記得他們常在玉米地裡便餐，把那裡當作一個「重要的場所」。就他個人而言，雖然他從未感到親近過麥克林托克（「她和我們其餘的人不一樣」），並與他稱作的「神秘主義」保持著距離，但是他仍對她表示由衷的尊敬。「她是無與倫比的！」即使他自己並不是她「那種素質」的人，他仍用了「奇妙的」、」驚人的」、「做了最高級的工作」等來讚美她的工作。在退休後，作為芝加哥大學的名譽校長，比德爾回到了玉米地。他打算在他的餘生致力於玉米起源的探索，麥克林托克和他對這一課題的看法顯然並不一致。

　　對麥克林托克來說，舊日的時光是特別令人愉快的——在康乃爾的玉米地裡，同時接二連三地出文章。從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她共發表了九篇論文，詳細地敘述了她所作的探索：在玉米染色體形態學方面；在成功地將細胞學標記與已知的遺傳標記聯繫起來方面。她的每一項探索對遺傳學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她記得羅茲和比德爾給了她許多支持和激勵，而這正是他所需要的。「我們正開闢一個新的領域，就我們三個人。」他們滿懷信心地在一起工作，他們開始得到了人們的承認，但麥克林托克與其他兩個人之間，卻默默地存在著重大的分歧。

　　康乃爾對於羅茲和比德爾只是沿著一條有明確目標道路走出的第一步。這些年輕人指望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條輝煌的、埋頭苦幹的、充滿機會的歷程，而對於麥克林托克，前面則是一條未知的道路。她只是做她所想做的，「絕對沒有想到出人頭地」。可以這樣說，她是不會現實得想到要出人頭地的，在巴巴拉·麥克林托克時代，具有科學知識的婦女都寧可當技術工人與教師而不當科學家，科學對她們只是一種愛好而不是謀生手段。研究員的職位是輪不到她們的。

　　允許婦女擔任的大學裡的職位絕大多數只限于助教，偶爾還有講師。她們可以在女子學院任教，或者，她們可以嫁給科學家，而在她們的丈夫的實驗室裡工作。於是對大多數這樣的青年女子來說，這一切就是對她們熱愛科學的全部報償了，她們已安於這種狀況。而巴巴拉·麥克林托克則不然，她不能，也不願安於在她性別方面強加給她的限制，而不管這種限制來自何處。也許，她不曾想到過「出人頭地」這個詞，但是她也不想接受任何替換方案，而其他科學婦女看來是願意接受這樣的方案的；她知道她是誰，她屬何處。她鍾情於研究，她幹得非常出色。

　　另一位來自玉米細胞遺傳學黃金時代的婦女（她雖然比比德爾、羅茲和麥克林托克要小，但卻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看法。一九二九年夏末，一位年方二十的名叫哈裡特·克賴頓的韋爾斯利大學的畢業生來到康乃爾的植物學系。一九三一年，她和麥克林托克共同署名發表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為遺傳學的染色體基礎提供了確證，得到了國際上的公認。

　　半個世紀以後，克賴頓博士成了韋爾斯利大學的名譽教授，她是一位體格健壯、舉止隨便的婦女，比較高，比麥克林托克高出半英尺多，容貌俊美、堅定，神態威嚴，對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充滿自信，並從中享受到一種樂趣，她說話時聲音低沉，由於長期大量吸煙而變得嘶啞。她顯然十分喜歡講故事，特別喜歡談那早已過去了的時代。

　　克賴頓前一年春天從韋爾斯利大學畢業後，師從康乃爾的瑪格麗特·弗格森。弗格森博士在二十八年前就在康乃爾獲得了博士學位，她鼓舞著許許多多的青年女子，她在韋爾斯利執教多年，以比其他任何地方訓練出更多的女植物學家和植物學家的妻子而聞名。僅在康乃爾，就有四位植物學教授與韋爾斯利的女畢業生結婚，她們仍然是積極的科學家，在其丈夫的實驗室裡工作。

　　韋爾斯利畢業了大量的女學生，她們在其它科學領域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事實上，在一九二〇年以前，韋爾斯利是培養美國科學婦女的最高學府。這些婦女通常都到那些為培養女科學家提供方便的學院繼續深造。在植物學方面，她們主要到康乃爾或者威斯康星大學。哈裡特·克賴頓作為一名研究生來到康乃爾的時候是古植物學家皮特裡博士的教學助理。但是，她剛到康乃爾的第一天就被介紹給巴巴拉·麥克林托克。麥克林托克不拘禮節，隨即問她：「你想學什麼呢？」克賴頓不知道——也許是細胞學，也許是植物生理學。「噢，」麥克林托克說，」我願意把你介紹給夏普博士；我想學習細胞學和遺傳學更好些。」

　　到這一天結束之前，哈裡特·克賴頓的全部研究生培養計劃部制訂好了——而且一切部按照麥克林托克建議的那樣，她主修細胞學和遺傳學，選修植物生理學，夏普擔任她的導師，但是實際上，在這以後她是由麥克林托克負責了。麥克林托克向她提出的建議包括如何研究，住在何處，什麼是該避免的，什麼時候才能避免。「這是任何人能夠給予我的最好的指導」，克賴頓回憶說。這一年到植物系就讀的還有兩個婦女，她們和哈裡特·克賴頓最初的計劃一樣是想取得碩士學位，克賴頓認為，無論如何這是朝著博士學位必要的第一步。麥克林托克解釋說事情不是這樣，她接著說，如果克賴頓攻讀的是博上學位而不是碩士學位的話，植物學系就更會對她認真看待了，克賴頓同意了，欣然採納麥克林托克的建議。

　　克賴頓是個婦女，麥克林托克是因為這才選中她的嗎？根據哈裡特·克賴頓的講法，這是一個婦女得傾全力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不知道。在那些日子裡我想得沒有那麼多，或者至少她沒有這樣講起過。」克賴頓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麥克林托克已經開始預感到她將要離開康乃爾，正在找一個人以推薦給夏普當助手，克賴頓回憶起當時在康乃爾積極活動的理科女大學畢業生組織——SDE，麥克林托克鼓勵她參加，雖然麥克林托克本人並不是這個組織的成員。

　　SDE，後來發展成為全國性的組織，在二十年代初始于康乃爾大學的時候一度只有四十個人。「每個人部參加了。」在開始的時候，它的抱負是為理科女大學畢業生提供一個活動中心。但是，到了哈裡特·克賴頓時代，她們已不再把它當作一個家看待了，但作為社會和智力團體，它繼續起著作用，其成員不時地聚會吃飯。至少，它提供了一個機會使受過訓練的婦女互相結識，但是對她們中間的大多數人來說，智力和社會生活的主要中心是在實驗室。克賴頓作為一個科學婦女從自己的實驗室裡所得到的大於她從S會上所得到的。她大概看到，大學創始人埃茲拉·康乃爾所主張的「任何學生部可以受到任何學科的訓練」的這個自由的夢想在院系這一級就受到了挫折。例如明斯小姐（盧埃·明斯，園藝系），雖然享有盛譽，但到了五十歲時仍還是一個講師。明斯小姐的情況給了克賴頓深刻的印象，在以後一些年裡，當克賴頓選擇工作時，這個陰影一直籠罩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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