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獨鍾(10)_學達書庫

一〇

　　正是對遺傳過程的物質特徵進行了長期的追蹤之後，人們才打開了細胞學的窗戶。巴巴拉·麥克林托克是這樣認為的，從事果蠅細胞學工作的生物學家們無疑也是這樣認為的。許多在理論上具有相當重要性的新問題（例如基因的相互關係、遺傳變異的機理等）會提出來，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麥克林托克的首要任務是對每條玉米染色體上已知的遺傳特徵的標記進行定位。雖然相應的工作在果蠅中已充分地開展起來，但在植物中卻幾乎還沒有開始。挑中玉米有兩個明顯的理由：第一，遺傳學家對玉米比對任何其它植物都熟悉得多；第二，根據麥克林托克的新技術，玉米染色體要比果蠅染色體看得詳盡得多了。之後，直到一九三三年，T.佩因特發現了巨大的果蠅唾液腺，這一情況才完全變了過來。但在當時，由於玉米染色體的結構十分精巧，用其進行分析，遠比果蠅來得好。

　　大約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已取得遺傳學碩士學位的熟悉果蠅工作的人來到康乃爾。他後來在康乃爾從事玉米研究並最終得到了遺傳學博士學位。他到處參觀，打聽別人在做些什麼。他來到我們的大實驗室，有許多人正在工作，他走到我的小實驗台前問我正在做些什麼，我告訴了他。唷，他變得十分激動，四處向人解釋我所試圖做的工作的意義。結果，我又被迫上了馬。」

　　這個人就是馬庫斯·羅茲。當時是一位年輕的研究生，後來成了遺傳學學科的帶頭人。他和麥克林托克的相遇在兩個人的一生中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它標誌著他們畢生友誼的開端，從這種友誼中兩位耕耘者不斷地得到收穫。對於麥克林托克，羅茲在當時是她非常急需的智力上的夥伴：「這一切對於他是那樣的顯而易見，」麥克林托克回憶說，「他懂得我試圖做的而當時別人所不做的事情。」對於羅茲，麥克林托克使他接近了一個新的領域：「他想進入細胞遺傳學的領域，他看出這裡有一個機會。打那以後，就象他的到來和跟我談話一樣，他突然成了玉米細胞遺傳學家。」

　　喬治·比德爾是當時麥克林托克生活中所出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比德爾因為（和愛德華·塔特姆一起）提出「一個基因，一個酶」的假說而在分子遺傳學的發展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得到了國際上的承認。這一假說得到了關鍵性實驗的證實，比德爾、塔特姆和喬舒亞·萊德伯格因此分享了一九五八年諾貝爾生理和醫學獎。但在當時，喬治·比德爾還是個新來的年輕的研究生。他在內布拉斯加的玉米地裡長大。玉米遺傳學成了所有這些科學家終其一生鍾情的事業。

　　將這些天才的年輕人吸引到康乃爾來的磁石首先是羅林斯·A·埃默森，他是當時最重要的玉米遺傳學家。他作為指導教師、植物育種系（不對女子開放）主任，以及作為研究生院院長受到他的學生們的愛戴。埃默森創造了一種刻苦工作、熱心研究和開誠佈公的氣氛，這使得他的實驗室，用他學生的話來說，成為「一個非常特殊的地方」。但至少對羅茲來說，接下麥克林托克的工作甚至更為激動人心。從一開始，羅茲就承認「她就是有些特殊」。

　　當埃默森的研究範圍僅限於通過育種進行玉米遺傳研究的時候，麥克林托克已在細胞學的工作上開闢了新的領域。那時，可以研究的各種新問題將麥克林托克、羅茲和比德爾吸引到了一起。關於遺傳學基本假說的細胞學證據，過去一直只是通過果蠅實驗得出，現在植物也能提供類似的證據了。而且，通過對其進行細胞學分析，人們可以開始設計出一種遺傳學的方法，並憑藉這個方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染色體上基因的排列順序所經歷的一代至一代的變異。

　　表克林托克回憶說，「我們是一個小組，全部目標明確。我們常常開會討論問題，但沒有讓教授參加——只是我們和其他一些人討論。」查爾斯·伯納德、哈羅德·佩裡，以及H.W.（皮.威.）李等三人加入了這個小組，還有象傑出的遺傳學理論家劉易斯·斯塔德勒也頻頻出席會議。遺傳界的大多數研究人員都認為，這段時期，從一九二八年開始，延續到羅茲和麥克林托克離開康乃爾為止，是玉米遺傳學的黃金時代。到了一九三五年，這段時期基本上過去了。我們手頭有一張在黍穀舉行的一次午餐討論會上所拍的照片，它作為歷史性文件而保存下來。它表明巴已拉·麥克林托克——一個衣著漂亮的、嬌小的年輕婦女一一坐在四個頎長、瘦削的人身邊（其中多數是年輕人，而埃默森教授也曾經多次參加這樣的聚會），她的眼裡閃爍著可被描寫為「愉快的一瞥」的熱烈的光芒。

　　今天，馬庫斯·羅茲和喬治·比德爾都已年近八十。他們仍一直在種玉米。羅茲在盧明頓印第安納大學，比德爾在芝加哥大學，馬庫斯·羅茲又高又壯，一眼看上去很像是一個中西部的農民而不象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事實上，他兩者兼而有之。羅茲喜歡談論他的老朋友，他熱切地向人炫耀他那林木蔥翠風景如畫的園子，興高采烈地回憶起那舊日的時光，每一位科學家都有其自己獨特的對世界的看法——這既可以從其他人那裡，也可以從他所研究的學科那裡得到反映。每個人都有與眾不同的愛好——這一愛好打上了他本人個性的印記。羅茲的個性是以心胸開闊、慷慨大方和熱情奔放為標誌的。自一九七四年退休之後，他一直天天在實驗室上班，沒有請過一天假。他熱愛他的工作，你無法想像他會以比較悠閒的方式度過他的餘生。他還是他，一周七天單調的工作。但是他喜愛他的朋友們和同事們的風格，同樣也很喜愛玉米的特徵。

　　回憶起他在康乃爾最初的那些日于，羅茲進一步證實了麥克林托克關於他在她和那些遺傳學家之間扮演和事佬角色的說法：「有一件事足以使我增光——從一開始，我就承認她是好樣兒的，遠勝於我，我對此毫不抱怨，我讚美她。因為——畢竟——事情是這樣的顯而易見：她就是有那麼點特殊。」根據羅茲的說法，她是他們這個小組的真正的靈感。「我愛巴巴拉——她是驚人的。」

　　五十多年之後，看來他沒有理由要修正他早年對麥克林托克所作的評價。「我知道許多著名的科學家。但我真的認為麥克林托克才是唯一的天才。」

　　麥克林托克的大多數同事知道她的性格非常開朗，但也有許多人認為她有點不好對付。羅茲解釋說：「巴巴拉不能容忍傻瓜——她是聰明絕頂的。」顯然，至少在有的時候，她對那些跟不上她的人缺乏耐心，也沒有人懂得麥克林托克工作的意義。按照羅茲的看法，這兩個因素使得麥克林托克在與遺傳學家的交往中一開始就遇到了困難。當然，他們全部接受染色體是遺傳的基礎這個觀點，但是「進展並不很快。」麥克林托克把細胞學和遺傳學兩門學科結合起來，其精確和詳細程度之高，對於他們來說是聞所未聞的。「學生們知道她的工作的意義，但是一些年齡比他們大的人卻不知道——他們對什麼東西都充耳不聞。」

　　喬治。比德爾的回憶則較少特色。按照現代的傳統，他無疑是一個生物學家。他對遺傳體系的分子機理更感興趣，因此早就與麥克林托克的工作不發生關係了。但是他回憶起她的細胞學才能時懷著極大的尊敬。他也記得她的奔放的熱情。一九六六年比德爾在為紀念馬克斯·德爾巴呂克六十誕辰文集所寫的一篇自傳摘要中，回憶了他早年在花粉不育性方面所作的細胞學的工作。他談到：「她分享了我的熱情。對巴巴拉·麥克林托克來說，她已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致很難勸阻她不對我們的細胞學準備工作提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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