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獨鍾(7)_學達書庫

七

　　除了女子學院之外，當時有兩所大學特別樂意吸收學理科的婦女。那就是芝加哥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康乃爾大學創立的信條是，教育就是「任何人學任何學科」。一八七二年，第一個婦女入學。一八七三年，薩奇學院破土動工。捐助人亨利·W·薩奇在奠基石上刻上了這樣的預言：「只有當有文化的、受過教育的婦女勝任了更新更廣闊領域的工作，人類才能達到高效率。」為了報答薩奇的捐助，康乃爾大學保證「對婦女教育提供並永遠給予跟男子同樣廣泛的便利」。

　　即使事實租幻想未能完全吻合，但在本世紀初康乃爾大學還是開始吸收了很多動機高尚的女青年。她們追求知識分子的生活，精力非凡，並屢獲成功。一九二三年，即巴巴拉·麥克林托克畢業那年，康乃爾大學的二百零三個理學士學位，就有七十四個授予婦女。這些數字包括了家庭經濟學學院和旅館管理學院的學位，但卻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單是農學院，婦女就占了大約百分之二十五。在文學院，男女比例約為四比一，畢業時獲得優等生榮譽的有三分之二是婦女。在同一班上，一半以上的學生獎學金是給予婦女的，畢業生中研究人員的實際比例也大致如此。這些獎金的大部分是理科方面的：物理學、數學和生物學。

　　麥克林托克想不起她第一次是從什麼地方聽到康乃爾大學的，或她是怎樣下決心去康乃爾上學的。但很早她就決定了：她要去學院，她要進康乃爾大學，（她的姐姐非常驕傲地回憶說，當巴巴拉要幹什麼事時，那就是一切了。）這一次她母親不只是杞憂了，而是極力表示反對。而她父親此時仍在海外的部隊裡，經濟異常拮据。看來巴巴拉要打敗仗。一九一八年，在她中學畢業前一學期，她到職業介紹所工作。在六個月的時間裡（她才十六歲），白天她忙於和人們談話，把他們安排到適當的職位上去，下班後，下午和晚上，則在圖書館裡度過，獲得教育。「我有一張計劃表，——我已經讀了哪些課程——我將要以各種各樣的方法自學，」巴巴拉說，「即使我必得靠自己的活，我也要取得與學院同等的教育。」

　　時近夏末，她父親從歐洲回來，在這場爭論中，他的砝碼顯然加在了巴巴拉一邊。「一大早上……在我上班之前，我母親說她已跟爹爹談過我的情況，決定讓我上大學。她打電話給去康乃爾大學的一個朋友，問康乃爾什麼時候開學。那個姑娘說康乃爾大學下星期一開學，而姓氏的第一個字母是M的則在星期二上午八時註冊（麥克林托克名字的第一個字母是M——譯注）。我上班去，母親就到我中學去查看證書之類的東西，但她兩手空空地回來了。星期一我仍坐火車去伊薩卡，把自己的住處安頓好。星期二上午八時，我排在一隊姓氏是以M開頭的人中間。每個人都有一張表，唯獨我沒有。當輪到我時，管理註冊的人對我說，『你什麼都沒拿到。你怎麼能進去呢？』恰好在這時，屋子裡有人大聲叫我的名字，很響，我們兩人都聽見了。他說，『請稍等一下，』走進去同什麼人說了幾句話，又退出來，說『拿著這張表，上前去。』我一直沒有打聽出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對所發生的一切我猶如墜在迷霧之中。但我就這樣進了康乃爾。一定有人為我做了些什麼，但我不知道。那不過是一個巧合。我所關心的只是我進了大學。入學後上的第一課是動物學，這恰好是我完全入了門的。現在我做了我真正想做的事，在整個大學階段我一直是歡歡喜喜的。」

　　很明顯，巴巴拉喜歡的就是事情「恰好發生」的那種想法。她認為應該用與別人不同的準則來衡量她，這一類事情恰好支持她的意見。可是她的姐姐卻肯定，藏在這種奧秘後面的，明擺著是她母親的足智多謀。「母親是最能隨機應變的，一旦下定決心，她將全力以赴，務使巴巴拉被錄取。」

　　康乃爾大學是巴巴拉的全部希望。農學院是免費的（這也是最後決定在這裡註冊的主要因素），雖然如此，錢仍然是煩惱之源。部分是由於確定不了她的錢維持多久，而部分卻是由於麥克林托克的熱忱。她一開始登記了許多超出她接受能力的學科。「我登記了一門學科，但是如果我認為太嚇人的話，我就把它撂開，那樣就記我一個Z。當我讀到三年級時，我發現我有一大堆Z了。」

　　這種作法使註冊辦公室有些頭疼，在別的情況下，這最終會妨礙提早畢業。但正因有了那種拘泥於形式的舊制度，才使得後來巴巴拉能夠不理會外界的種種干擾。康乃爾大學的生活實在太有趣了。

　　「有許多在學院裡學到的東西，在外面通常是學不到的。你要同形形色色的小組、社團接觸，你可以從來自不同地區的具有不同背景的人那裡得到知識……學院恰似一場夢……我在康乃爾結識了很多人，我和許多姑娘（主要是猶太姑娘）很熟。那時非猶太人和猶大人之間是嚴格隔離開的。我喜歡這個小組。我們住在宿舍裡，有兩個是同房間的。她們在塔樓上有兩間屋子，我們經常在這裡會面。」她喜歡她們，甚至花時間向她們學習意第緒語（一種猶太人使用的國際語），因為她們同康乃爾其他的人全然不同。

　　這個小組（埃瑪·溫斯頓是這個小組的成員，她後來是紐約猶太人的領導人，另一個是勞拉·霍布森《君子協定》一書的作者，少數非猶大會員之一）顯然以巴巴拉為其社交的核心。她是小組裡唯一的科學家。

　　但是如果說巴巴拉喜愛這「分離開的」小組的話，那並不是因為她在班上同學中間感到孤立。她姐姐馬喬裡回憶說，巴巴拉在大學一年級時，最喜歡交際了，這同她孤寂的童年形成了戲劇性的對比。她「看了招人喜愛」，她多次受到邀請——當她回家時她母親和姐姐「真太高興了」，她是如此成功地參加了學校生活，第一年就被選為一年級女大學生的主席。一個婦女社團也想拉她入會，但當她發現她同寢室的人只有她一個人被邀請參加時，她謝絕了邀請。「這些姑娘是非常好的姑娘，我立即意識到有些人是社交圈子裡的，有些人則不是，」她回憶說。「這裡有一條把你歸入這一類或那一類的分界線，對此我不能接受。因此我想了一會兒，就悔了約，從此保持獨來獨往。我就是受不了那種區別對待。它是如此的令人震驚，使我永遠沒有真正恢復過來。甚至到現在我仍強烈地反對名譽團體。我屬一幫子人，困為如果我要工作就不得不如此。如果我失業了，我就敢說『不』。我必須遵照職業的規矩辦事，但我只是不去和私人聚會……可是我必須加入那一幫子。」她姐姐馬喬裡認為可能因為這種反作用，在大學一年級時破壞了巴巴拉的吸引力，使她倒退回去公開地宣稱她將不遵守公認的一切準則。

　　在那些年裡，她訂了許多有關生活方面的準則，什麼是她能接受的或不能接受的，什麼是她願意接受的或不願意接受的——她是始終不渝的。比如她決定，作為一個大學生，她再也不能總為長髮操心了。她把頭髮剪短，並且為此曾同當地的理髮師有過一段「長長的哲理性的交談」，她的新髮式第二天在大學裡引起了轟動，波及到整個大學校園。此後不久婦女短髮式就成了時髦。不過在一九二〇年，「不管怎麼說，有些事是來得稍微早了些！」兩年以後，當她當研究生時，出於同樣個人的原因，她覺得她不能穿其他婦女穿的那種衣服和裙子到玉米地裡去工作。她到裁縫那裡定做了一條寬大的運動褲，大家都管它叫做「燈籠褲」，這是個「我應該穿什麼樣的衣服的問題，我不能再穿其他人過去所穿的那種衣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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