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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


  他接連寫出了《彼什奈格人》《在故鄉》和《手推車》。這種帶病寫作的拼命精神,搞得他精疲力竭,結果他又吐血了。但是,他和往常一樣,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他在一封信裡說:「我不時地吐血,但絲毫不反映我的健康狀況,我像一頭還未配種的牛犢一樣,整天活蹦亂跳。我至今沒有結婚,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啊!我是個完全自由的人!」然而,話是這麼說,而病卻是客觀事實,他仍然繼續吐血,只是比在莫斯科時略好一些。

  在尼斯,契訶夫對法國居民的文明程度頗為讚賞。在他的印象中,法國人總是溫文爾雅,富有教養,熱情好客,主持正義。他說:在這裡隨便碰到一條狗都有點文明味道,在商店和列車上,人們互相打招呼都用「你好」,連跟乞丐說話也稱之為「先生」。特別是那年11月發生的德雷福斯事件,契訶夫對法國人主持正義、獨立思考的精神更為敬佩。

  德雷福斯是法國總參謀部歐洲炮兵旅大尉,被指控為德國從事間諜活動,判處他終身監禁,並流放到「魔鬼島」服刑。然而這個罪名是毫無根據的,所謂叛國者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匈牙利血統的埃斯特哈茲,這已經被德雷福斯的兄弟公開揭露,軍隊上層人士出於盲目排斥猶太人的意圖,把德雷福斯作為犧牲品。

  審判過程的卑鄙無恥,對一個無罪的人公開判刑,在全歐洲激起了極大憤慨。圍繞德雷福斯事件的鬥爭,後來竟變成了反動教權派和進步勢力之間激烈的爭論。為德雷福斯辯護,法國大作家左拉寫了致法國總統的《我的控訴》的公開信,發表在《震旦報》上。這是反對法國整個上層當權者,反對整個反動勢力的威嚴的意見書。左拉指出法國參謀總部、軍事大臣、法院在明顯地說謊和誣衊。

  因此,左拉被指控為侮辱政府罪,並給予法律制裁,判了他一年徒刑,撤銷了他的榮譽勳位。但是這個判決對反動當局是不利的,因為德雷福斯被判罪的文件是偽造的,偽造文件的主謀已被揭露出來了。

  於是德雷福斯案件不得不進行複審,德雷福斯被從流放地帶回後,1899年末二次開庭。為了顧全面子,反動當局仍堅持德雷福斯有罪,不過這一次「應予寬大處理」。其後,法國總統發佈了對他的赦免令。

  契訶夫不僅密切注視著這個事件的發展,而且以他特有的審慎態度詳細地研究了審判的記錄材料。毫無疑問德雷福斯是無罪的,法國反動當局不僅陷害德雷福斯而且陷害左拉的行為引起了契訶夫的厭惡之情。

  反動報刊包括蘇沃林的《新時代》都站在法國政府和軍隊一邊,誹謗誣衊德雷福斯和作家左拉。契訶夫本來希望說服俄國朋友相信左拉無罪,但是令人痛心的是,蘇沃林竟然同意在其主辦的《新時代》上發表對左拉和德雷福斯充滿敵意的文章,誣衊為德雷福斯辯護的人都是接受了「歐洲工團」賄賂的人,這使契訶夫感到很失望。

  2.真正的光芒

  契訶夫無比敬佩左拉的正直和勇敢,他從尼斯寫信說:「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站在左拉一邊。自從抗議信發表以來,左拉的威望更高了,好像一陣輕風吹過,每個法國人都感覺到,多虧上帝,這個世界上還有正義,當一個無辜的人受到誣告時,會有人出來為之辯護。」

  蘇沃林在自己的報紙上詆毀左拉和德雷福斯,無論如何不能做出「與己無關」的樣子。契訶夫早就克服了使他跟蘇沃林的報紙斷絕關係時那種政治幼稚病,現在契訶夫眼裡的蘇沃林已不再是一個文學家,他現在的表現簡直是一個無聊的反動政客。他對蘇沃林已不抱任何幻想,他看清了蘇沃林的政治品質,給蘇沃林寫了一封意味著跟「老頭子」徹底絕裂的長信。在信中給「老頭子」介紹了事件的始末,譴責右派報刊在法國煽動反猶情緒,妄圖掩蓋事實真相。他稱讚左拉為推翻令人震驚的錯誤判決,勇敢地投入戰鬥的精神,他說:

  「左拉在法國人面前放射出真正的光芒,沒有人懷疑他有著純潔高尚的品德,最基本的一點是:左拉是真誠的。也就是說他的判斷完全基於親眼目睹的事實,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樣只看表面現象……即使德雷福斯有罪,左拉也是正確的,因為作家的責任不應該是去指責和迫害,而是要為人辯護,包括為那些已被判刑和開始服刑的罪犯辯護,偉大的作家和藝術家只是在受到政治攻擊而被迫自衛時才應該參與政治。」

  從這些話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批評了蘇沃林「只看表面現象」,「不應該去指責和迫害」,另一方面讚揚了左拉的純潔高尚品德及其執行一個正直作家的神聖責任的正確性。

  這種鮮明尖銳的政治態度對這一時期的契訶夫來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後,契訶夫開始更經常地熱情地留心著俄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事件,注視著社會高潮中的種種跡象。

  蘇沃林十分清楚,他跟契訶夫的親密關係已經結束,但他仍做出一切都像過去那個樣子,他們雖然還繼續通信,但只是維繫著那種友誼的習慣而已。

  3.最後的決裂

  跟蘇沃林的決裂對契訶夫來說已經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事,這是他們之間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果說,1893年契訶夫與《新時代》斷絕往來使他們的友誼初露裂痕,那麼德雷福斯事件則是這一裂痕的擴大和加深,而緊接著出現的幾個事件,則使他們的友誼徹底破裂,連那種「友誼習慣」也難以維持了。

  德雷福斯事件過去不久,契訶夫就返回俄國,仍舊住在梅裡霍沃莊園裡。

  這時他的一件主要工作就是出版自己的文集,本來在1898年他還未去尼斯療養時,就對蘇沃林提出出版文集的事。其目的,一方面想把自己的文學遺產整理一下,另一方面可以擺脫家庭經濟開支的困難。由於他原來的小說都是蘇沃林出版的,所以蘇沃林便答應下來,並開始籌備,但進行得拖拖拉拉,很不順利。契訶夫深感失望,他開玩笑說:如此速度,到1948年也出不齊。

  這時候著名出版商馬克斯乘隙而入,他表示願意買下契訶夫的全部著作的出版權,許諾以最快速度出版,並立即付給他一筆優厚的信息費。契訶夫這時由於開支很大,正需錢花,而且他想有了這筆收入他將不再為生活發愁,也會使母親和瑪麗手頭寬裕一些,便下決心以7.5萬盧布與馬克斯成交。

  契訶夫這樣做,對蘇沃林是個沉重的打擊,他的作品由蘇沃林出版早有承諾,他們的合作已長達13年之久,現在契訶夫忽然毀約,並表示不考慮他的任何反對意見,如此堅決地跟他分手,怎能叫他不傷心呢?儘管契訶夫向蘇沃林多方解釋,但怎麼也不能使蘇沃林已經破裂的傷口癒合。

  19世紀末,俄羅斯正在醞釀著一場革命大風暴,作為其前奏則是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

  1899年4月在彼得堡發生的大學生罷課事件,震撼著整個俄羅斯。學生同警察發生激烈的衝突,許多青年學生遭到逮捕,不少學生被學校開除。契訶夫,作為鼎鼎大名、威望很高的作家,一方面罷課的學生向他寫信,請求他支持,另一方面不少人向他請教對時局的看法,這使契訶夫感到為難,只好像過去那樣,以藝術家不介入政治事件予以推辭。他在一封信中說:「我們的工作是寫作,僅僅是寫作。如果我們必須戰鬥,或表示憤慨,或表示譴責,那麼我們只能使用自己的筆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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