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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3.創造新的形式

  在為《點滴》週刊寫稿的過程中,契訶夫的另一大創造是形式上的革新。

  《點滴》週刊的編輯要求他寫的文章必須嚴格限制在100行之內,並提出一些具體規定,甚至從哪兒開頭到哪兒結尾。

  這使契訶夫感到十分為難。他在給萊金的一封信中說:

  「經過一再壓縮、刪節,我開始計算行數,我數到100行,120行,140行,我害怕極了,我無法寄出這樣的文章。因此,我請求你們,給我寫120行文章的權利吧!」

  《點滴》週刊的苛刻要求,迫使契訶夫在改革文學形式上下功夫。在小小說中,他學會了改變人的整個生活面貌,改變生活激流的方向,把短篇小說發展到史詩般的敘事小說的高度。

  他成了文學新形式的創造者,即容納中篇或長篇小說的小小說的創造者。於是那種使他感到苦惱的東西(即必須毫不憐惜地壓縮、劃掉、刪改),現在成了創作的規律。在契訶夫那時的書信、筆記中,經常出現富有表現力的格言:「短——是才能的姊妹」,「寫作技巧——就是縮短的技巧」,「寫作的才能——就是簡潔」,「要善於長話短說」。

  「短」還不是問題的全部,而要有容量。契訶夫做到了文學形式從未有過的大容量,即把巨大的內容投放到極短的小說中。從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微小的情節,極少的插話,簡短的對白,精煉的寫景,這既是生活真實深度的反映,也是作者精心提煉的結果。

  4.寓諷刺于幽默

  萊金對契訶夫的鬥爭,實際上是反對契訶夫天才的諷刺傾向的鬥爭,反對在青年作家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經顯現出來的深刻的悲劇主題的鬥爭。那種諷刺傾向跟保護「小人物」,跟俄羅斯文學的偉大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繫。萊金希望安托沙·契訶昂泰只能繼續做一個幽默家。然而契訶夫在自己的保護「小人物」和諷刺傾向方面成了果戈理和謝德林傳統的繼承人。

  契訶夫在跟《點滴》合作那段時間,就表現出三種突出的藝術傾向,他用幽默小品和輕鬆喜劇,把歡快的、親切的、善意的幽默奉獻給讀者。與此同時,契訶夫的諷刺小品也逐漸顯現出光彩。從那時起出現了一些文學小品,既不能直接納入幽默體裁,也不能直接納入諷刺體裁,在那些小品文之中諷刺或幽默的色彩已經不佔優勢了,作家企圖創作呈現生活各種色彩的現實畫卷,而喜劇則仍然向深層發展,成為他的作品中的「一股暗流」。

  契訶夫以一個諷刺作家和幽默作家的面貌開始自己的文學道路,而以天才的抒情諷刺喜劇《櫻桃園》結束。他對自己天賦的喜劇才能堅信不渝。而他創作中的三種傾向並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互相交織的。那些可以算幽默作品的有:《帶低音提琴的愛》《江鱈》《壞孩子》《約會雖然實現……但》《中傷》等。而《小公務員之死》《包打聽》《胖子和瘦子》《變色龍》《軍士普裡希別耶夫》等則屬￿諷刺作品。

  契訶夫的幽默作品自然能引起讀者的深思,給讀者以啟迪,但不能激起讀者對小人物的敵人的蔑視、仇恨、憤怒,而那時他的諷刺小品則能激起這種感情。

  1880年3月,契訶夫第一次在報刊上發表作品以後,接著在輕佻的《蟬》的頁面上出現了一篇小小說《為了一個蘋果》,署名是:安托沙·契訶昂泰。

  20歲的作者揭露性、民主性的激情在這篇小說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了。他以極厭惡、極憎恨的感情描繪了一個地主的典型:

  一位名叫特裡豐·謝梅洛維奇的地主在自己的花園裡懲罰熱戀中的一對情人——青年農民小夥子和姑娘。因為小夥子從地主的蘋果樹上給自己的戀人摘了一個蘋果,這個卑鄙無恥的老傢伙產生了對兩位戀人進行卑鄙懲罰的念頭。他逼迫小夥子講故事,逼迫姑娘讀禱文。然後命令姑娘抽打自己的未婚夫,命令小夥子抽打自己的未婚妻。他表現出非常心滿意足的神態,因為他成功地損害了人的感情,踐踏了人的心靈,淩辱了人的人格。

  「你們可以走了,親愛的,再見!送幾個蘋果給你們做婚禮。」

  初出茅廬的作家的這篇小說,離成熟藝術還較遠,但對典型人物和欺侮人的整個場面的描寫極富表現力,已經顯現出他的諷刺天才。在隨後幾年他迅速成長,在幽默和諷刺作品方面進行了很有特色的創新。

  《變色龍》、《軍士普裡希別耶夫》是契訶夫諷刺題材的光輝之作。可以與果戈理和謝德林的諷刺作品並列。「普裡希別耶夫」這一形象,可以與世界諷刺文學名著中的人物形象並列。

  普裡希別耶夫軍士只是一幕短劇中的一個角色。他以一個編外警察、社會秩序的自願維護者、自願告密者的面目出現在人們面前。他的面目、他的性格是當時的人所熟悉的,他的形象成了一種象徵:厚顏無恥、愚蠢自負、無知自信、妄自尊大、蠻橫無理、傲慢驕橫、蔑視人民、粗暴荒唐,喜歡插手別人的事務,企圖阻止、壓制一切生機勃勃的事物——是那個時代企圖「凍結」國家生活運轉的一切反動勢力的象徵。他的古怪行為形成了普裡希別耶夫癖,不僅是可怕的,而且在人民眼中是可笑的。作為一位青年作家其藝術技巧達到了何等高度!

  契訶夫在給萊金的一封信中說,他羡慕萊金比他出生早,趕上了60年代,那時可以自己呼吸,書刊檢查沒有這樣凶,真正的諷刺作品能夠存在。

  其實,契訶夫沒有意識到,正是他在波別多諾斯采夫時代恢復了俄羅斯諷刺文學的進步傳統。他在《點滴》《蟬》《消遣》幾個刊物上巧妙地抨擊了社會荒誕現象。還是20多歲青年的契訶夫就成了俄國人民及其文學道德力量的化身。這新一代文學甚至在最黑暗的當時,在最困難的條件下,也巧妙地找到了不斷反對黑暗勢力,反對謊言和壓迫,爭取正義和自由而進行偉大鬥爭的機會。

  契訶夫的諷刺經常以幽默的形式出現,把諷刺隱匿于幽默之中。這是契訶夫的獨創。跟果戈理和謝德林不同,他們以諷刺形式出現,把幽默融入諷刺之中。如《戴假面具的人》《人犬對話》《婚禮》都可以說明這個特點。

  5.悲劇和喜劇的交叉

  把幽默和諷刺、喜劇和悲劇融合和交織為同一種不可分離的藝術整體,是契訶夫文學革新的又一大貢獻。

  契訶夫常常把卑鄙庸俗行為放到悲劇中去表現。有一篇短篇小說既具悲劇性又具諷刺性。

  《柳樹》寫的是一樁搶劫殺人案。

  一輛郵車通過某地一條驛路。在一個偏僻地方,馬車夫趁郵務員打盹的當兒,把他打死了,將一袋貴重郵件扛到離驛路不遠的一座磨坊旁的大柳樹下,塞進柳樹的洞裡,然後匆匆跑回郵車旁拿錘子朝他自己頭上打了兩錘,弄得滿身是血後打馬飛奔,邊跑邊喊:殺人了,救命啊……

  這件事被在磨坊旁打盹的守磨老頭看見。過了兩天,老頭帶上郵包到城裡去報案。他進了第一個衙門,當官的把郵袋拿進一個房間去關起門來檢查,然後對他說:這事不歸我們管,你應到下街去。老頭接過郵袋感到輕了許多,「裡面的東西少了一半」。他到了下街衙門,一位文書把郵袋交給一位胖子長官,胖長官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過了一會兒出來對文書說:郵袋是空的,不過你告訴老頭,他可以回去了,要不然就把他扣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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