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傳(50)_學達書庫

五〇

　　在丘吉爾於1928年寫成的《戰後》一書中，他對「一戰」結束後的某些情況和再次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作了深刻的思考，並懷有極大的擔憂，此時他「已深深感到未來的浩劫」。他寫道：

　　「戰爭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開戰時的情形一樣。世界抬起了它的頭，看一看劫後的廢墟，勝利者和戰敗者都松了一口氣。在成百的實驗室裡，在成千的兵工廠、製造廠和各種辦事機構裡，人們一下子站了起來，離開他們多少年來專心致志的工作。他們的計劃還沒有完成，沒有實行，被丟在一邊了。但是他們的知識還保存著；他們的資料、數據和發明，都由各國的軍事機關匆匆忙忙地捆紮起來，並注上『供將來參考』。1919年的戰役沒有打成，但它的各種觀念還在向前發展。在每一個國家的軍隊中，在和平的外表掩蓋下，都在把這些觀念拿來研究、推敲和提煉。假使世界再發生戰爭，那就不是使用準備在1919年作戰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發展和擴充，那必將是無可比擬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們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進入被稱為『和平』的這個筋疲力竭的時期。不管怎樣，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對全面局勢進行考慮的機會。某些令人擔憂的、但確實無疑的事實已逐漸出現，好像山峰從漂浮的雲霧中逐漸顯露出來似的。可以確定，從此以後，一旦打起仗來，全部人口都將加入戰鬥，每個人都將竭盡其力，都難免遭到敵方的猛烈攻擊。可以確定，感到其生存處在危險中的國家，將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確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戰爭中，他們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規模的、無限制的毀滅性武器和方法，也許一旦發射就無法控制。」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儘管丘吉爾被排斥在政府之外，成為「後座議員」，但他仍然密切注視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尤其對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保持著高度的警覺和清醒的認識。1932年夏，當他前往巴伐利亞等地考察馬爾巴羅公爵曾經征戰過的古戰場時，對德國違反凡爾賽和約，偷偷地重整軍備的事態十分關注。他寫道：

　　「當我們經過這些美麗的地區，經過一個又一個古代名城的時候，我自然而然地瞭解了希特勒的動向，我感受到法西斯主義的氣氛，發現這是每一個德國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在國內掀起了復活德國軍國主義的狂潮，迫害猶太人的活動亦愈演愈烈。丘吉爾又是最早對這個納粹新政權的罪惡進行譴責的人之一。

　　他寫道：

　　「我們以吃驚和憂傷的心情看到：殘忍的暴力和好戰的狂熱甚囂塵上，對少數民族進行殘酷無情的虐待，僅以種族為藉口而拒絕對文明社會為數眾多的個人提供正常的保護。」

　　正當希特勒德國秘密地或半公開地破壞凡爾賽和約而重新武裝起來之時，英國的麥克唐納——鮑德溫政府卻迫於財政危機，在議會下院大力鼓吹裁軍，並在國際聯盟和通過一切可行的途徑提出一系列裁軍建議。同時，對於堅定地保持強大的陸軍的法國進行抨擊。

　　1932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在下院提出了一個他稱之為「質量上的裁軍」的議案，還提出了一個把武器分為應准予保持和應予以廢止兩類的新劃分方法，其中荒謬地「把重炮、坦克和毒氣歸入進攻性武器這一罪惡的範疇」，以便「使侵略者在進行侵略時有較大的困難」。

　　丘吉爾在辯論中對此尖銳地予以駁斥：

　　「以坦克為例，德國人在入侵法國之後，深挖戰壕；在兩年之內擊斃150萬試圖解放法國領土的法英兩國士兵。坦克的發明，是為了制服德國人用來守住在法佔領地的機關槍火力，在趕走侵略者的戰鬥中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現在，很明顯，德國為了保持所佔領的法國十三個省而使用過的機關槍，要被視為善良的、防守性的機關槍，而用來保住協約國許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卻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責備和咒駡……」

　　就在這次辯論演說中，丘吉爾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正式提出了戰爭臨近的警告：

　　「德國的軍事力量如果同法國的相接近，我將深以為憾。有人認為這種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認為這是對德國的公平待遇，他們都是低估了歐洲局勢的嚴重性。我要對那些希望看到德法軍備均等的人進一言：『難道你們想打仗嗎？』就我個人來說，我衷心希望我這一輩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輩子也不會看到德法軍備相接近的情況。我這樣說，一點也不意味著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國人民的偉大品質，但我可以肯定，德國應取得與法國相等的軍事地位的這種議論，如果一旦見諸於事實，就一定會把我們帶到不堪設想的災難中去。」

　　1933年4月，丘吉爾在議會發言中說得更加明確：「德國要求軍備平等，陸軍與海軍的編制平等，這是最危險的要求。生命中沒有永恆的東西。只要德國的怨恨和不滿尚未消除，還抱著我們不幸看到過的那種情緒時，就真的獲得與其鄰國完全相等的軍事力量，那麼可以肯定，我們自己也將面臨指日可待的歐洲大戰的重新爆發。」

　　1933年秋，和平主義在英國氾濫，和平的熱望鼓動著不明真相的大多數英國民眾。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義得到了人們的普遍支持。在牛津大學，大部分學生都擁護學生俱樂部作出的「該團體決不為國王和國家而戰」的著名決議。當丘吉爾的兒子倫道夫關於廢除這一決議的動議付諸表決時，卻被壓倒多數的票所擊敗。在當年10月25日東富勒姆的補缺選舉中，和平主義情緒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9000票，而保守黨卻減少了10000票以上。當選的工党議員威爾莫特在投票後說：「英國人民要求……英國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軍的政策，從而給全世界作出榜樣。」工党領袖蘭斯伯裡說，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把軍備裁減到德國的水平，作為全面裁軍的第一步」。工党和自由党繼續以和平的名義堅持要英國裁軍。

　　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一概稱之為『戰爭販子』和『恐怖販子』。那些敢於採取不同路線的政黨和政治家受到了巨大的壓力，甚至「在政治上幾乎有被消滅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丘吉爾一天也沒有放棄反對裁軍和提醒存在戰爭危險的呼籲。1934年3月，在下院討論軍事預算的辯論中，丘吉爾指出：

　　「德國正在很快地武裝起來，沒有誰打算去阻止它。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沒有人提議進行一次防禦性戰爭以阻止德國破壞凡爾賽和約。它決定武裝起來，也正在武裝起來；而且已經武裝起來了。我不知道詳細的情形，但事實很明顯，這些天賦很高的人，以他們的科學和他們的工廠——加上他們所說的『航空運動』——有可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以極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進攻，也能防守，可以用於一切目的的最強大的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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