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傳(49)_學達書庫

四九

　　「他寫傑出的《馬爾巴羅傳》（1933—1938）一書，是由於馬爾巴羅一生的事蹟與丘吉爾本人十分相似，都是敢於攻擊那些譭謗其祖先的人。我不知道史學家們如何看待他攻擊麥考利一事，但麥考利敢於痛駡這位馬爾巴羅大將軍，罵得那麼淋漓盡致，那麼發自內心，也實在令人欽佩。

　　「其實馬爾巴羅的傳記，不僅僅是一連串栩栩如生的戰爭場面，也是一位政治家兼戰士的辯護詞；對他謎一樣的獨特人格，更作了透徹研究，可見丘吉爾除了上述的許多能力之外，還善於刻畫人物。」

　　但是也有的評論家認為，丘吉爾的敘事技巧以及對麥考利的批評都是次要的。這部傳記的最大價值，在德斯蒙德·麥卡錫看來，在於「丘吉爾先生的書，對於任何一個旨在掌握國家事務，或者可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在公職中處於負責地位的人說來，是有教育意義的」。

　　1933年初，丘吉爾同出版商卡塞爾簽訂了寫作《英語民族史》的合同。這部書到「二戰」爆發時已寫出了50萬字的書稿並打出了清樣，但由於戰爭的衝擊，被迫束之高閣，直到1956年才由卡塞爾出版公司出版了第一卷；1958年3月出齊4卷。

　　1936年，《世界新聞》連載了丘吉爾的題為《我們時代的偉人》的系列文章。這些文章在第二年彙編為《當代偉人》一書，由桑頓·巴特沃斯公司出版。從1936年至1938年間，丘吉爾還就國際事務定期在《夜旗》，而後又轉至《每日電訊報》上發表文章。這些文章還以報業辛迪加方式在25家歐洲報刊上同時發表，並於1939年彙編為題名《步步緊逼》的書，由桑頓·巴特沃斯公司出版。此外，他在1932年至1938年期間就防務和外交政策發表的一系列演講，由他的兒子倫道夫編輯成《軍備與盟約》（美國出版時改名為《英國仍在沉睡》）一書，於1938年6月由哈拉普公司出版。

　　丘吉爾的寫作方式很獨特。他要求助手們提供各種原始資料和有關參考書，經過自己閱讀、消化，在頭腦中梳理成章後，再口述出來由秘書打印成稿。如果對稿子感到滿意，他就交給出版者，先印出6份校樣，分送給有關的朋友或顧問們徵求意見。在聽取意見加以修改後，稿子會有較大改動，直至定稿後才送交出版。因此丘吉爾的書常常篇什甚巨，並且帶有明顯的修飾的痕跡。

　　他寫作的大量文章和書籍，為他帶來了極高的酬金。據他的秘書菲力斯·莫伊爾估算，他在這一時期平均每年收入約10萬美元（約合2萬英鎊），這比他擔任政府大臣時的薪俸要高得多。

　　儘管丘吉爾從寫作活動中得到了「大量收入」，但他還是常感拮据，甚至有時迫不及待地催討稿酬。因為他不僅在恰特韋爾莊園建設上投入了大量資金，而且家庭花費也很大。克萊門蒂娜為自己添置新裝頗需用度，他們的子女、尤其是兒子倫道夫花錢的大方程度也不比父母差。丘吉爾的長女黛安娜在1932年12月她23歲時，嫁給了南非採礦業巨頭艾貝·貝利爵士的長子約翰·米爾納·貝利。丘吉爾向這對新婚夫婦贈送的禮物是「一張支票」，上面開的顯然是一筆不小的數額。

　　黛安娜於1935年離婚並很快再嫁給年輕的保守黨議員鄧肯·桑迪斯。此人與布倫丹·佈雷肯一起成為丘吉爾在下院的堅定支持者。次女莎拉從事舞蹈學習，在成為阿德爾菲劇院的青年歌舞演員後，愛上了演喜劇的青年猶太演員維克·奧利弗。1936年聖誕節前，在奧利弗放棄奧地利國籍成為美國公民後，丘吉爾才同意了他們的婚事並接納奧利弗進入他們的家庭。未成年的小女兒瑪麗仍然與丘吉爾夫婦生活在一起。

　　丘吉爾的絕大部分時間在恰特韋爾莊園度過，但他經常外出旅遊度假，有時也帶著孩子和朋友們一起去。他在這些年間曾先後到過法國、意大利、巴勒斯坦、西班牙、摩洛哥以及阿拉伯地區。

　　在不外出的日子裡，丘吉爾則越來越多地與他的政治追隨者們呆在一起。與他來往最為密切的是布倫丹·佈雷肯、林德曼教授和鄧肯·桑迪斯等人。已經慶祝過60大壽的丘吉爾發現自己仍然身強體健，對政治生活仍然充滿了激情。雖然他暫時還看不見出路，但他心中並不絕望。他曾說道：

　　「我必須承認我具有一種樂觀自信的氣質。儘管我看到事情的陰暗面是如此嚴重，但奇怪的是，當我每天早晨醒來，新的希望與力量又重新凝聚。我強烈地相信，英國人民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我有一種預感，時間將給予他們彌補以往的過錯和疏忽的機會。」

　　§３　光榮的孤立

　　丘吉爾的預感並沒有錯。歷史正在為它的偉大兒子醞釀機遇，而丘吉爾以積極主動的姿態迎合著歷史的發展趨勢。他就戰爭的危險向世人發出的無休止的警告，雖然在長時間內不為人們所重視和理解，甚至在他的下院同僚中引起了「痛苦和反感」的情緒，但歷史將很快證明丘吉爾的正確性，並將因此而把他引上他人生旅途中的輝煌頂峰。

　　丘吉爾畢業于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校，曾在部隊中服役過較長時間，參加過多次戰爭，又擔任過海軍大臣、陸軍大臣和空軍大臣。通過這些經歷和磨煉，使他對於戰爭具備了一種超乎尋常的驚人的敏感和預見。他似乎一直扮演著一位上帝派來的使者，不斷地向人們發出警告性的戰爭預言。

　　早在1925年，他就對未來戰爭中的一些重大的技術發展作出了高瞻遠矚的預見。而不幸的是，這些預見後來都變成了現實，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和災難。他寫道：

　　「會不會出現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發現的爆炸能都無可比擬地更為猛烈的呢？會不會發明一種大小像個桔子的炸彈，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毀一大片建築物——或者集中千噸炸藥的力量，一下子把整個市區夷平呢？即使是現有的炸彈，是否可以裝在飛行運載工具上，用無線電或其他射線來操縱，不用駕駛員，自動地、連續不斷地轟擊敵方的城市、兵工廠、營房或造船廠呢？

　　「至於毒氣和各種形式的化學戰，還只是一本恐怖書中已寫成的第一章罷了。可以肯定，萊茵河兩岸的人都在運用科學並以絕大的耐心來研究所有這些新的毀滅方法。而且，為什麼要認為這些方法只限於無機化學呢？對於疾病的研究——有組織地準備各種病毒，蓄意向敵方的人畜投放——這肯定是不僅在一個大國的實驗室裡進行著的。毀壞莊稼的害蟲，殺死馬匹和牲口的炭疽熱，不僅毒害軍隊，而且能夠毒害整個地區的瘟疫——這些就是軍事科學正在冷酷無情地前進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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