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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


  書中尖銳地批評了基奇納將軍侮辱馬赫迪陵墓的暴行,認為這種野蠻、卑劣的行徑也是對敬仰馬赫迪的蘇丹人的莫大侮辱。丘吉爾諷刺地描寫道:

  「按照赫伯特·基奇納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褻瀆並被夷為平地。馬赫迪的遺體被挖掘出來,把他的腦袋從軀體上砍下來……士兵們用手傳遞到開羅,當作有趣的戰利品……四肢和軀體被扔進尼羅河。這就是勝利者的俠義行為。」書中還直言不諱地指責基奇納「對別人漠不關心」,「極度忽視……治療傷病員的醫療部門」,「他對部下的殘暴行徑採取放縱態度,而這種殘暴行徑往往未必是由於敵軍同樣的行為所引起」。

  書中還揭露了殖民主義的偽善、可憎面目。他說很多英國人「對托缽僧——從馬赫迪到哈裡發——百般咒駡,把一切可以臆造出來的罪行都加到他們頭上。……但是,當把這些咒駡灌輸給戰場上的軍人,使他們認為敵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蟲的時候,這些軍人就會做出野蠻的事情來。此外,這種隨意的責難是極端不公正、極端危險和毫無必要的……對人們宣稱英國和埃及軍隊開進恩圖曼是為了把人民從哈裡發的枷鎖下解放出來。可是,解放者從來還沒有這樣不受歡迎……說戰爭是為了懲罰托缽僧的罪惡行徑,那是偽善。」

  這些議論惹惱了英國官方和軍界,丘吉爾也察覺到他從資產階級和殖民主義者「應有的立場」走得太遠了。為今後政治上的發展和前途著想,1902年該書再版時,他將該書改為一卷,篇幅縮減三分之一,刪掉了上述議論和一些類似的言論。儘管如此,這本讓丘吉爾第一次體驗到用歷史觀點搞創作的愉快感的著作,仍然引人入勝,暢銷不衰,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12.南非:俘虜越獄成英雄

  丘吉爾決心要擺脫軍職了。除了志向已經發生變化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上的考慮。他覺得當騎兵中尉每天賺14先令①很不合算,而這14先令又得養活兩匹馬和購置昂貴的制服,才能維持體面的生活,似乎不大公道。何況他已債臺高築,「要是再任幾年軍職,一定會使我更加困難,而無法開交」。而以新聞和著述為業,收入要豐厚得多。

  ①先令是當時英國介於英鎊與便士之間的貨幣單位。

  不過,對馬球的酷愛強迫他推遲退伍。這年11月末,他又回到印度班加羅爾,準備參加1899年2月駐印全軍的馬球比賽。賽前4天,不慎跌倒,右肩又脫臼了。團隊的夥伴紛紛勸他:「你就是綁住右臂,用左手持棒上陣,也能長我們的志氣,滅對方的威風。」好勝心和團體榮譽感極強的丘吉爾,果然應命參賽。第四輕騎兵團是個強隊,丘吉爾這個馬球名手又帶傷上陣,首先就在精神上使與之交鋒的各隊懾服。在決賽中,丘吉爾一人獨進3球,本團馬球隊以共進4球的成績奪得了團體冠軍。接著,丘吉爾便滿懷勝利的喜悅與光榮,辭去了擔任過4年的軍職。

  辭去軍職不等於告別軍旅生涯,同年10月,他又以《晨郵報》特派記者的身分,以月薪250英鎊,報銷一切旅差開支的優惠條件,參加了南非的英布戰爭。

  布爾人是荷蘭移民的後裔。從17世紀開始,荷蘭農民(「布爾」意為農民)開始移居現今南非共和國的領土,他們征服了土著的黑人,實行奴隸制度和種族壓迫政策。後來大量英國移民也接踵而來,佔領南非南部開普敦和東部納塔爾地區,把布爾人趕往南非東北和中部。布爾人在這裡建立了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由於大量金礦和金剛石的發現,英荷兩國移民的角逐日益激烈。1895年以英國南非專利公司董事長為首,在英國政府支持下,組織武裝力量進攻德蘭士瓦共和國,遭到慘敗。但他們並不甘心,繼續向北侵犯,英布衝突屢屢發生。布爾人比英國移民少,荷蘭政府和德國便源源不斷地給布爾人運來槍炮和彈藥。1899年10月8日,布爾人政府發出最後通牒,限英軍三天內撤離國境。英國吞併德蘭士瓦共和國之心不死,決定派雷德弗斯·布勒將軍統領大部隊開赴前線作戰。

  丘吉爾興高采烈,心急如焚。行前進見殖民事務大臣約瑟夫·張伯倫,出發時又趕上與新任總司令布勒將軍及其參謀部人員同乘一艘專輪。當時沒有電信設備,前方戰況不明,丘吉爾特別擔心戰爭會在他們抵達之前結束。

  一天,前方駛來一艘貨輪,當兩船相遇時,軍官們向貨輪發出信號,讓它報告南非近日軍情。貨輪掛出一塊黑板,上面大書這樣兩句:「同布爾人三次激戰,班·塞門將軍陣亡。」丘吉爾一見,憂喜交集,憂的是想不到布爾人這麼厲害,喜的是這回他又有好戲可唱了。

  10月14日專輪到達開普敦,旋即換小輪船沿東海岸北上納塔爾的德班。

  這時,他遇上了《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特金斯,兩人很快交上了朋友。這位同行後來這樣追述對丘吉爾的印象:「他身材修長,一頭淡紅色的頭髮,臉色蒼白,但相當活潑,經常跳上甲板,翹首眺望,就像詩人勃郎寧描寫的拿破崙一樣;有時他靜靜地坐著陷入沉思之中,雙手時而交叉,時而伸開,這不但不是神經質,倒好像有助於解開思維中的疙瘩。」在德班港登陸後,他乘火車向西北行,經彼得馬裡茨堡到達臨近前線的埃斯特考特。在這裡,丘吉爾意外地碰到了艾默裡,即在哈羅公學就讀時被他推到游泳池中的那個高年級同學,如今已是《泰晤士報》記者。當晚,三個記者在火車站旁的帳篷中睡了一夜。繁星滿天,周圍靜悄悄,哪裡料到戰爭的危險即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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