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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俄國人民的現實生活是如此地悲慘,沙皇卻在大言不慚地允諾要給人們以人的權利。普希金以耶穌母子的口吻無情地嘲弄了沙皇的制憲謊言:

  烏拉!快馬加鞭回來了,
  俄羅斯激蕩的暴君。
  基督在悲痛地哭嚎,
  接著是全國的人民,
  聖母瑪利亞忙著把基督恐嚇,
  「別哭啦,孩子,別哭啦,
  這是妖魔呀——俄國的君主!」

  基督聽到沙皇要給人以人的權利的允諾,高興得在床上跳來跳去。但聖母瑪利亞卻告訴他,這是沙皇講的美麗的童話,詩人通過基督「悲痛地哭嚎」,聖母瑪麗亞把「俄國的君主」看成惡魔,暗示著沙皇的統治違背聖意,與天理不容。短短的小詩包括了很強的諷刺力量。

  普希金在政治抒情詩創作中的另一位先導是18世紀啟蒙主義的革命家拉吉舍夫。他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是揭露帝俄統治的檄文。他在《自由頌》中,大聲疾呼把自由還給受苦受難的奴隸。普希金曾在其友人屠格涅夫的家中朗誦了拉吉舍夫的《自由頌》,決心追隨他繼續為自由而擊鼓呐喊。1817年詩人在米哈伊洛夫王宮附近的朋友家中創作了決定他命運的長篇頌詩《自由頌》。這首頌歌是詩人創作過程中的一個轉折點。在此之前,普希金創作的主題多是愛情、友誼、快樂或憂鬱的生活,而今他要更多地為自由和正義而歌唱,要反映人民的呼聲,吟詠時代的主旋律:

  去吧,從我的眼前滾開,
  柔弱的西色拉島的皇后!
  你在哪裡,對帝王的驚雷,
  啊,你驕傲的自由的歌手?
  來吧,把我的桂冠扯去,
  把嬌弱無力的豎琴打破
  我要給世人歌唱自由,
  我要打擊皇位上的罪惡。

  在這個「到處是皮鞭,到處是鐵掌,到處都是不義的權力」的社會裡,怎麼能夠再沉默下去,詩人發出了憤怒的吼聲: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專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帶著殘忍的高興看著
  你的覆滅,你的子孫的死亡。

  普希金在寫這首詩之前已經接受了建立資產階級法制國家的思想,他贊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認為俄羅斯要打碎奴役的枷鎖,就必須走法制建國的道路,無論是平民,還是帝王都不能超乎法律之上。個性的自由也只有遵循法律,才能得到保障。詩人寫自己的嚮往:

  要想看到帝王的頭上,
  沒有人民的痛苦壓積,
  那只有當神聖的自由
  和強大的法理結合一起;
  只有當法理以堅強的盾
  保護一切人,它的利劍
  被忠實的公民的手緊握,
  揮過平等的頭上,毫無情面。

  詩人告誡沙皇不要忘記君權是法理所授,而不是上蒼的給予,因而要受永恆的法理的支配。普希金的這首《自由頌》是當時俄國進步社會思想在文學中的表現。由於它的明確和激烈的反專制意圖,沙皇政府是根本不能容許它公開出版的。但這首詩並沒有被扼殺,自它問世以後,迅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俄國流行。

  對當時的貴族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普希金本人因為這首革命詩篇而遭到沙皇的迫害,他被流放到異鄉。

  《自由頌》的藝術手法之一是從歷史指向現實,從異邦指向故鄉。法國路易十六和俄國暴君保羅一世這兩個暴君的覆滅都是因為踐踏了人民的自由。而路易十六之死則被詩人看作法理的失敗。它導致了另一個暴君拿破崙的出現。普希金不贊成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中的過激行動,他主張一切行動都遵從法理。

  這首詩仍然保留有傳統頌詩的色彩,語體莊嚴,既有抒情,又有敘事。同時,還溶進了浪漫主義的飄逸,是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有機結合。

  《鄉村》是繼《自由頌》之後,詩人的又一力作。

  1819年,詩人第一次來到父親的領地——米哈伊洛夫斯克村,貴族的花園美麗而舒適。這裡幽靜、清涼,野花開滿綠原,漁人泛舟湖上,然而在這歌舞昇平的背後,詩人卻看到了另一種慘不忍睹的情景:

  這裡有野蠻的地主
  一不守法,二無感情,仿佛命中註定
  他們該是人們的災星,
  對於眼淚和哀求一概不顧,
  只顧用強制的鞭子把農民的財產、
  勞力和時間,都逼到自己的掌握。
  這裡的奴隸聽從無情的老爺的皮鞭,
  傴僂在別人的犁上,被牽著繩索,
  瘦弱不堪地苟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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