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41)_學達書庫

四一

　　第二十二章「我不會完全死去」

　　詩人死了，但正如詩人自己所說的一樣，他「不會完全死去」，他的詩歌將戰勝腐朽而永遠長存。

　　從1838年開始，經過茹科夫斯基刪節過的普希金全集開始出版，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

　　40年代，別林斯基在一系列論著中全面評價了普希金的創作，確定了普希金在俄國文學中的崇高地位。別林斯基斷言，俄國文學是「從普希金開始的」：他指出：「在普希金以前，卻絕對沒有俄國文學。只有從普希金的時代起，俄國文學才開始產生了，因為在他的詩歌中，我們可以感覺到俄國生活的脈搏在跳動。這已不是介紹俄國認識歐洲，而是介紹歐洲人認識俄國了。」別林斯基的論斷，得到俄國思想界和文學界的普遍認同。還是在普希金在世時，俄國詩歌中便有以普希金的姓氏命名的流派即「普希金流派」出現，普希金逝世後，這一流派即擴大到整個文學領域，一系列俄國大作家諸如屠格涅夫、岡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乃至契訶夫都把普希金視為自己的老師，把自己歸屬於普希金的旗幟之下。

　　與此同時，普希金在人民的心目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位置，這種崇高的位置是以往任何作家或詩人不曾有過的。而且，隨著莫斯科普希金銅像的興建以及普希金廣場的命名，普希金在人民中的影響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1880年，在莫斯科隆重舉行了普希金銅像的揭幕典禮，數以萬計的人擁向銅像坐落的普希金廣場，參加這個盛典。當時最負盛名的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屠格涅夫指出：「普希金，我再說一遍，他是我們的第一位詩人——藝術家。他獨自完成在別的國度要花費一個世紀或者更多的時間才能分開完成的兩件工作：建立語言和創造文學。……我們和我們的後代只須沿著他的天才所開闢的道路前進。」此後，矗立著普希金銅像的普希金廣場便成為人民表達自己意願的聖地，每當社會生活中發生重大事件時，人們就會不約而同地湧向普希金廣場，聚集在詩人的塑像旁邊，仿佛是要向自己的詩人尋求精神力量；而每當到了詩人誕辰或逝世的紀念日，人們又會不約而同地自覺自願地前來給詩人獻上鮮花，這就是本書前面的序言中所介紹的情景。

　　西歐讀者在普希金在世時就對他有所認識，當普希金還只有23歲的時候，法國的《百科大全》上就出現過普希金的名字。1837年，波蘭著名詩人、普希金的友人密茨凱維奇在悼念詩人的文章《普希金和俄羅斯文學運動》中向東歐讀者介紹了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在西歐的傳播，則是從19世紀中後期開始的。由於長期僑居在西歐的俄國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學生屠格涅夫的翻譯和介紹，普希金的作品獲得了西歐讀者的讚賞，並在西歐讀者面前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據屠格涅夫回憶，法國著名作家梅裡美曾當著雨果的面，「毫不猶豫地把普希金稱為自己時代的最偉大的詩人。」如今，普希金的作品則幾乎被譯成歐美各種文字。

　　我國讀者第一次見到普希金的名字是在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上海廣學會出版的《俄國政俗通考》一書中有這樣一段介紹：「俄國亦有著名之詩家，有名普世經（即普希金——筆者，下同）者，尤為名震一時。」而普希金的作品首次被介紹到中國則是在1903年：普希金的小說《上尉的女兒》從日文轉譯為中文，書名為《俄國情史》，全稱為《俄國情史·斯密士馬利傳》，又名《花心蝶夢錄》。這是我國最早翻譯的俄國文學作品。

　　1907年，魯迅在他的名文《摩羅詩力說》中介紹和評述了普希金，文中稱：「俄自有普式庚（即普希金），文界始獨立。」「五四」運動時期，李大釗在分析俄國文學在社會鬥爭中的作用時，著重談到普希金的名詩《自由頌》。1827年，瞿秋白和蔣光慈在他們合著的《俄羅斯文學》一書中，對普希金及其作品則有較詳細的介紹和分析。瞿秋白後來還親自翻譯了普希金的長詩《茨岡》。

　　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我國首次集中介紹了普希金的作品，上海文化界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出版了兩個紀念集：一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紀念集》，一是上海光明書店出版的《普式庚創作集》。

　　與此同時，在全世界都在紀念普希金逝世百周年時，上海人民還建造了一座普希金的紀念碑，在紀念碑的石座托著一尊普希金的青銅塑像，面向北方——普希金的祖國俄羅斯。抗日戰爭期間，上海淪陷，紀念碑毀於日寇的魔掌之下。抗日戰爭勝利兩年後，即1947年，在紀念詩人逝世110周年的時候，上海人民又在原址重建了普希金紀念碑。

　　1949年以後，普希金的作品得到進一步系統的介紹，到「文化大革命」前為止，普希金的主要作品都由俄文譯成了中文，並且，對普希金的研究也有了初步的進展。同時，普希金的詩作也被選進了中學課本。

　　十年「浩劫」中，普希金的介紹和研究工作一度中斷。非但如此，普希金被「四人幫」列入「封資修」加以批判。就連坐落在上海街頭的普希金紀念碑也像當年毀於日寇之手一樣毀於「四人幫」之手，一切反人民的勢力都害怕代表著自由和光明的普希金。普希金紀念碑的存亡在某種意義上也成為中國人民命運興衰的晴雨錶，這是意味深長的。

　　「文化大革命」後，對普希金的介紹和研究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普希金的作品大量地出版，光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品《葉甫蓋尼·奧涅金》就有七八個譯本之多，而首次介紹到我國的小說《上尉的女兒》已有十多個譯本，至於普希金的抒情詩，已數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種譯文了。同時，不少出版社還出版了各種版本普希金的選集，還有兩部普希金的全集也即將出版。普希金的作品成為我國讀者精神糧食的重要組成部分。

　　值得一書的是，毀於十年「浩劫」中的上海普希金紀念碑，也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1987年重新修建。在綠樹成蔭的上海街頭，在那高高的紀念碑石基上，普希金注視著正在為自己國家的繁榮昌盛而奮鬥的中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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