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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


  普希金望著遠去的囚車,不禁悲痛欲絕。這位皇村中學的同窗好友,如今成了一個國家「要犯」,他為之奮鬥的理想,正是普希金在詩歌中熱情鼓吹的,他現在正走向那黑暗潮濕的地堡,而普希金卻還算是「自由之軀」。此刻,普希金也許在想:「本來我也應該……」此刻,他為自己接受了沙皇的「赦免」而感到羞愧。兩年以後,丘赫爾別凱在監獄裡寫信說道,他很奇怪,他那麼一副模樣普希金竟還能把他認出來。另外,據押車的士兵報告,普希金曾打算交一筆錢給這個囚犯使用, 但遭到拒絕。

  幾天後,即1827年10月19日,普希金在紀念皇村中學校慶日的詩中寫道:

  願上帝保佑你們,我的朋友,
  安然度過風暴和日常的憂愁,
  無論在異鄉或荒涼的海角,
  或是在人間幽暗的地牢!

  這最後一行詩顯然是獻給丘赫爾別凱和普希欽的。

  這段時間,普希金見到了一些老朋友,結識了一些新的朋友。

  在老朋友中,值得一提的是與著名的《聰明誤》的作者格裡鮑耶陀夫的會見,他們已有十餘年未見面了。格裡鮑耶陀夫是俄國駐波斯的外交官,這次因公務回國,普希金才得以和他見面。兩位老朋友都非常激動,談的最多的還是各自的創作情況。兩個朋友都喜歡音樂,與年輕的音樂家格林卡都是至交。格林卡根據格裡鮑耶陀夫提供的一支格魯吉亞歌曲的旋律,譜成一支鋼琴曲,普希金很喜歡這個曲子,特意按照曲調,寫下這樣的詩句:

  美人啊,那格魯吉亞的歌
  請別在我面前吟唱,
  那憂鬱的歌使我想起了
  另一種生活和遙遠的地方。
  啊,你的殘酷的曲調
  使我的記憶浮起了
  草原和黑夜——在月光下
  那遙遠的可憐的少女的容貌……
  看見了你,我就忘記了
  那可愛的、磨人的幻影,
  然而你唱起來——那影子
  就又呈現在我的腦中。
  美人啊,那格魯吉亞的歌
  請別在我面前吟唱,
  那憂鬱的歌使我想起了
  另一種生活和遙遠的地方。

  這就是由格裡鮑耶陀夫、格林卡和普希金共同創作的俄羅斯最傑出的浪漫曲之一。詩中所寫到的「那遙遠的可憐的少女」是指不久前隨丈夫去西伯利亞的拉耶夫斯卡婭。

  在詩人新結識的朋友當中,值得一書的是葉麗紮維塔·希特羅沃,她是庫圖佐夫元帥的女兒,交際廣泛,有高度的文化修養和豐富的知識。

  據說是她向普希金提供了司湯達的創作,並為詩人弄到了長篇小說《紅與黑》,從而使普希金瞭解到歐洲最新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動態。普希金讀了《紅與黑》後,對司湯達的才華讚歎不已。

  1828年7月31日,普希金的老奶媽不幸病逝。這位農奴婦女的離去,使詩人異常悲痛。她的葬禮十分簡單,她的墓前也沒有留下墓誌銘,可是她的姓名——阿琳娜·羅季昂諾芙娜將與普希金的名字乃至俄羅斯文學緊緊聯繫在一起。

  這一年夏天,當普希金正「沉醉於彼得堡繁忙的社交生活」時,他絲毫沒有想到又有新的災禍要降臨到他的頭上。8月,他接到通知,要他去見彼得堡總督。這不禁使他想起8年前他也是被這個總督傳見的情景,那次傳見之後,他被流放到南方……而這一次,等待著他的又是什麼呢?

  他走進米洛拉多維奇的辦公室,這位總督臉色陰沉,他手舉一份文件,以嚴厲的口吻對普希金稱他是「遵從皇上的旨意」來訊問他:有一篇題為《加甫利頌》的長詩,是不是他寫的?

  普希金沉默了片刻,斷然否認他是這部長詩的作者,只承認他在皇村中學時曾把這部長詩親筆手抄過一份。

  過了兩個星期,普希金又被總督傳見,總督聲稱:「皇帝陛下要我詢問,您在1815年或1816年,在皇村中學是從誰的手中得到長詩《加甫利頌》的。如您能夠找到作者,此事便與您無關,要知道社會上有大量手抄稿是以您的名字到處流傳。」

  普希金心裡十分清楚,尼古拉一世不相信他第一次供詞,但此時他也無法再改口,只得寫下如下含糊其詞的供詞:「這份手稿曾在驃騎兵軍官中流傳,但我已記不得是從誰的手中弄到手稿的。我抄的那份大約在1820年就燒掉了。」

  《加甫利頌》是普希金在1821年4月寫成的,即在復活節前和復活節中寫成,作品充滿反教會的情緒和精神,它揶揄了聖經中關於聖母純淨受胎和亞當及夏娃被逐出樂園的故事。作品以手抄本廣為流行,尤其是得到十二月黨人的歡迎。1826年,在沙皇政府追捕十二月党人時,警察機關就收到對這部作品的密告,稱它為「叛逆的詩」,在社會中傳播了「叛逆的火種」。但這一密告當時未得到重視。1828年,發生了「退伍大尉米契訶夫誦讀《加甫利頌》敗壞其奴僕的宗教觀念」的轟動一時的事件,為此,尼古拉一世下令成立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來調查此事。

  於是很自然地牽涉到了普希金。《加甫利頌》的正式出版,是在1861年的英國。在俄國,1908年經大量刪節後出版。十月革命後,《加甫利頌》才得以全文發表。

  尼古拉一世執意要查清事情的原委。他先後兩次接到普希金的「抵賴」的供詞,很不滿意,下令第三次傳見普希金。在這種情況下,普希金便直接寫信沙皇,承認是他寫了《加甫利頌》。

  又像上次那樣,沙皇「赦免」了普希金。

  而普希金則深深地感到,他已被專制政權牢牢地控制住,動彈不得,他惟一可做的就是用他的詩篇來控訴專制制度的殘暴。在交代《加甫利頌》的供詞的草稿上,詩人滿含著悲憤,寫下了抗議專制政權的著名的詩篇《毒樹》:

  在枯乾而貧瘠荒原上,
  酷熱灼烤著泥土的地面,
  一棵毒樹,像森嚴的守衛
  傲然獨立於天地間。
  連小鳥都不朝向它飛,
  虎也不來——只有旋風
  有時朝這死亡之樹猛吹,
  然後跑開,但已染上疫症。
  然而,人卻能以威嚴的目光
  把別人派到毒樹那裡,
  那人立刻俯順地前往,
  次日一早,帶回了毒劑。
  他獻上了致命的樹脂
  和葉子已枯萎的枝幹,
  啊,他蒼白的前額盡濕,
  汁水流下來有如冷泉。
  獻完了,接著虛弱地倒在
  帳篷裡的樹皮地面,
  這可憐的奴隸於是死在
  無敵的主子的腳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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