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17)_學達書庫

一七

　　冰封雪蓋的永恆的寶座，
　　它們的山峰看起來像是
　　白雲的長練巋然不動，
　　莊嚴偉大的厄爾布魯士，①
　　雙頭巨人，閃著冰雪冠冕，
　　白皚皚地在群山環繞中
　　高高聳立在蔚藍的天空。
　　……
　　山腳下只見烏雲在彌漫，
　　草原上騰起飄忽的煙塵，
　　驚慌的牡鹿想尋找一個
　　棲身之所，在山間亂奔。
　　鷹鷲從懸崖峭壁上飛起，
　　在空中盤旋，此呼彼應。
　　馬群的嘶鳴，牛羊的喧鬧，
　　已經淹沒進風暴的吼聲……
　　突然，透過閃電，向著山谷，
　　驟雨、冰雹穿雲傾瀉下來。
　　雨水的急流翻騰著波浪，
　　搜掘著峭壁、峻坡和懸崖，
　　把千年古石沖向遠方——

　　〔①厄爾布魯士，高加索群山的最高峰。〕

　　這不僅僅是長詩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高加索的大自然，更是普希金自己對高加索的感受，俘虜的心聲中包含有詩人自己的心聲，這就是普希金如此鍾愛這部長詩的原因。

　　從外部情節上看，《茨岡》似乎與《高加索的俘虜》相似，它們都是在異域的背景上展開的一個俄羅斯青年與一個少數民族少女之間的愛情故事。愛情故事的結局也大同小異，都是少女的死去和青年的離走。

　　可是，這兩部敘事長詩的思想和創作方法卻有著較大的差異，從普希金的創作道路的發展方向上看，《茨岡》的確如別林斯基所說，把包括《高加索的俘虜》在內的以往所有的作品「都遠遠地拋到後面去了」。

　　在《高加索的俘虜》中，主人公的形象只是在讀者的面前閃現了幾下就消失了，讀者甚至還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山民的接近自然的原始生活僅僅是作為故事的背景出現，並未得到充分的展示。而在《茨岡》中，情況就完全不同了。詩人在描述主人公貴族青年阿樂哥與吉普賽少女真妃兒的愛情故事的同時，把脫離自然的城市文明與接近自然的原始生活放在完全對立的地位上加以展現，阿樂哥是前者的代表，而老茨岡則是後者的代表。並且，詩人的主觀評價乃至批判精神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現。

　　阿樂哥是一個貴族出身的青年，他生活在文化較高的城市中，曾過著很富裕的生活。但由於某種原因（官府要抓他），他與他生長在其中的那個社會發生了衝突，因而逃到南方，加入了茨岡人的流浪隊伍。他對他所來自的那個社會進行了批判：

　　失去自由的城市令人窒息，
　　圍牆裡人們擠得熙熙攘攘，
　　無法呼吸到那清晨的涼爽，
　　聞不到草地上春天的氣息。
　　人們都出賣著意志和自由，
　　以愛為恥，思想受到壓迫，
　　對著那死的偶像低垂著頭，
　　為的就是尋求金錢和枷鎖。

　　阿樂哥憑著他的堅強意志和熱情來為自己創造幸福生活。他得到了茨岡人的喜歡，得到了女主角真妃兒的愛情。他找到了新的家，能夠享受到他所渴慕的自由。在茨岡人中，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兩年，「沒有什麼可惜，也沒有什麼擔心。」他似乎與這個新的環境融合了。

　　可是阿樂哥與茨岡人純粹是表面上的融合，實際上他仍和過去一樣，是私有財產制度以及自私自利本性的代表者。當普希金進一步描寫阿樂哥性格的發展時，新的傾向就顯露出來了。當真妃兒另有新歡時，阿樂哥感到不安、痛苦和嫉妒，他抑制不住自己，去殺死了真妃兒和她的情人。通過這一情節，普希金揭示了阿樂哥性格中的悲劇：阿樂哥畢竟是他那個社會的產物，他追求自由的動力是他自私自利的本性，他僅僅是為自己而幻想愛情和真正的自由，而把旁人看成是達到自己的幸福的工具，他不能尊重別人的自由。因此，阿樂哥終於和茨岡人原始的自由生活發生了衝突，成了殺人兇手。普希金通過老茨岡的口，批判了阿樂哥的極端個人主義：

　　你生來就不是這粗野的命，
　　你只要自由屬你個人……
　　你呀，又凶又橫，——對不起啊，
　　離開我們吧！祝你安寧！

　　所以，在長詩中，阿樂哥是作為個人主義的代表而受到裁決，而這種個人主義是同貴族地主制度和寄生文明的社會基礎密切相連的。換言之，我們在這長詩中看到了普希金對當時貴族社會的深刻批判。

　　同時，我們在長詩中也看到了淳樸的原始民族被加以理想化的浪漫主義形象。在普希金所描寫的茨岡人的生活畫面中，表現了詩人對他們的自由的歌頌。但在長詩的結尾，詩人也指出了這種自由生活的不幸：

　　可是幸福也不在你們中間，
　　不幸的自然的兒子！
　　在破爛的帳篷裡，
　　還做著苦楚的夢。
　　你們那遊蕩的庇身所
　　就是在荒野中也逃脫不了不幸。

　　事實上，我們從長詩的畫面中也可以窺見到茨岡人的自由是一種什麼樣的自由！這不過是流浪的自由，挨餓受凍的自由，以及兩性關係上的隨便結合、隨便拋棄的自由。勞動創造的自由，享受真正愛情的自由，並不在茨岡人的原始的流浪生活中。

　　《茨岡》吸取了人民口頭創作的養料，富於濃郁的浪漫主義的戲劇性，運用了許多浪漫主義的習慣手法，如故事場景遠離城市，原始的異國情調，茨岡人的生活環境和主人公的生活經歷也比較模糊等。但有兩點值得注意，那就是長詩的衝突是建立在比較實在的，也可以說是「現實的」的基礎之上的：阿樂哥性格的形成是為他來自的那個社會所決定的，這一點十分清晰。另外，詩人在結尾處指出的「幸福也不在你們中間」的見解中，包含了一種歷史主義因素。基於這兩點，可以認為《茨岡》的問世標誌著普希金的創作完成了由浪漫主義向現實主義的過渡。

　　第十一章《鮑裡斯·戈都諾夫》

　　1824年春天，普希金告訴尼古拉·拉耶夫斯基，他準備寫一部悲劇。

　　1825年10月，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這樣寫道：「朋友，請看一下我最近寫的一出浪漫詩劇，主人公是鮑裡斯·戈都諾夫。劇本寫完之後，我自己高聲朗讀了一遍，樂得我擊掌自慶。我叫道：『真棒，普希金！……』」

　　《鮑裡斯·戈都諾夫》寫於十二月黨人起義前夕。幽居在鄉村的普希金在進一步接近了人民之後，深感十二月黨人運動脫離人民的致命弱點，他試圖從俄羅斯民族的歷史中，尋求對當代問題的回答，探索解放運動的動力是什麼，人民到底應往何處？作品就是這種探索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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