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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裡根深信「共產主義者正從好萊塢的岩縫中爬出來」,因此他參加了弗雷德·施瓦茨醫生組織的「基督教反共討伐大會」。施瓦茨是「爭取自由的美國青年」等右翼組織的顧問成員,掌管過勞埃德·賴特旨在取消來自加利福尼亞的溫和派共和黨參議員托馬斯·庫切爾的參議員資格的活動,還支持過「約翰·伯奇社團」成員、國會議員約翰·魯斯洛。

  由於白宮掌握在一個民主黨人手中,裡根的演講把許多右翼共和黨人煽動起來了,這些人當時每年向極保守派組織提供的捐助多達1400萬美元。對裡根雄辯的口才印象最深的莫過於他那位保守主義的岳父大人。洛耶·戴維斯坐在菲尼克斯商會的聽眾席上聽著裡根對「赤色入侵」的憤怒控訴,認定他的女婿應該爭取選任公職。但是裡根還在猶豫不決。1962年他曾放棄過競選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國參議員和州長職位的機會,去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同埃德蒙·「帕特」·布朗競選州長,結果尼克松失敗了。

  裡根的政治叫囂越來越刺耳,致使通用電氣公司對使用這樣一個同極右翼分子打得火熱的發言人感到不安。公司的一個經理去找他,建議他把演講的內容限制在推銷通用電氣公司的產品範圍之內,但是裡根卻不予理睬。他說:「現在,聽眾希望聽到的是我8年來一直講的那些問題,我不可能走到他們面前,突然挺起胸膛向他們兜售電烤麵包器……要麼我根本不為你們演講,要麼我們取消電視節目,你們另請高明。」

  幾周後,即1962年2月,一位美國聯邦法院的執行官來到了「通用電氣劇場」拍攝現場。他遞給裡根一張傳票,要他提供他和他妻子的納稅記錄,並要他就擔任電影演員工會主席期間批准美國音樂公司的棄權聲明書一事向一個聯邦大陪審團作證。聯邦法院在調查美國音樂公司的壟斷權時,同時對裡根在批准總括棄權聲明書時接受賄賂的可能性進行了調查。法院並沒有拿出確鑿的證據對他進行指控,但是宣傳媒介卻對大陪審團的參與作了廣泛的報道,使裡根非常難堪。

  裡根發誓說,他之所以同意批准棄權聲明書,僅僅是因為電影演員們在1952年時日子很不好過。「我認為在當時那種嚴重的失業狀況下,美國音樂公司彌補了提供就業方面的一大空白。」他作證說。

  幾天之後,通用電氣公司解雇了他。在此後的兩年中,他一直沒有工作。後來,他那個在麥卡恩·埃裡克森公司擔任廣告經理的哥哥從《死穀的日子》電視節目的贊助人手中為他弄到了主持人的工作。1962年7月10日,司法部提出一項民事訴訟,指控美國音樂公司違反了反壟斷法,同時指控羅納德·裡根擔任主席後的電影演員工會為同謀。由於美國音樂公司放棄了人才代理業務,這一訴訟案根本沒有進行審理。兩個月之後,「通用電氣劇場」停播了。

  在經歷了訴訟案帶來的痛苦之後,裡根繼續進行專職政治演講,並且每次都對肯尼迪當局進行惡毒攻擊。雖然極右翼分子對所謂「新邊疆」很蔑視,但全國大多數人卻不然,他們被這位具有貴族氣質的年輕總統和高雅迷人的第一夫人以及他們那兩個在橢圓形辦公室裡嬉笑蹦跳的可愛孩子陶醉了。整個美國都迷上了肯尼迪一家人,迷上了他們的寵物、他們喜愛的觸身法橄欖球賽以及他們的白宮晚宴。全國上下如饑似渴地打聽著有關這個美好迷人家庭的每一個細節:他們在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的希科裡山羅伯特·肯尼迪家中的游泳池中戲水啦,他們像王公貴族一樣坐在總統遊艇《霍尼菲茨》號上在海恩尼斯港兜風啦,等等。約翰·肯尼迪用他自己的魅力和蓋爾人的歡快精神征服了全國,惟獨極右翼分子不為所動。

  當這位46歲的美國總統于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在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遇刺身亡時,美國之光泯滅了。在那個週末,悲痛欲絕的人們擁到電視機前,呆若木雞地觀看著一次又一次重播的林登·約翰遜的宣誓就職儀式;傑奎琳·肯尼迪穿著濺滿鮮血的粉紅色「夏內爾」套服來到安德魯斯空軍基地;美國國會大廈的圓頂下停放著覆蓋國旗的棺材,供人憑弔;緩緩行駛的靈車,那匹沒有騎士的黑馬和那雙靴尖向後的馬靴,表示著它那死去的領袖再也不能騎馬奔馳了;還有在前往阿林頓公墓途中,最後一次走到父親遺體前致以最後敬意的那個小男孩。

  「我是家裡惟一一個坐在電視機前觀著刺殺事件後全部新聞的人。」當時11歲的帕蒂·戴維斯說。

  舉國上下沉浸在沉痛哀悼的氣氛之中,商店關門,學校停課;世界各地紛紛下半旗致哀;航行中的船隻向海中拋下花圈;在倫敦,勞倫斯·奧利維爾爵士在「老維克」劇院中斷了正在進行的演出,請全體觀眾起立,讓樂隊奏起了「星條旗之歌」;在內羅畢,肯尼亞武士們舉行了傳統的哀悼儀式;在西柏林,成千上萬人手捧點燃的蠟燭聚集在一起;在雅典,交通在高峰中突然停滯下來;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魯曉夫夫人含著眼淚在美國大使館的哀悼簿上簽名。

  在好萊塢,小山姆·戈爾德溫決定星期天晚上在家中舉行個人悼念活動。一位應邀的客人問,她能否帶製片人弗蘭克·麥卡錫一同前往。弗蘭克在幾周前接到裡根夫婦的邀請,並已邀請她一起去參加這天晚上裡根的晚會。

  「我敢肯定,由於總統遇刺裡根夫婦會取消晚會的,你說是嗎?」這個女人問道。

  「哦,我無法想像他們會按計劃舉行晚會。」麥卡錫說,「我給南希打個電話問問吧。」

  裡根夫人對他打來電話感到驚訝。「天啊,」她說,「我們為什麼要取消晚會?就因為約翰·肯尼迪死了嗎?別犯傻了。晚上7點我們等你們。」

  弗蘭克·麥卡錫和他的朋友雖然對在那樣一個週末參加晚會感到不安,但仍然按時來到了裡根夫婦的家。當南希打開門時,他們感到震驚。「不要討論那件事,」她囑咐他們,「我的意思是,別討論任何與它有關的事情。」

  他們走進屋裡,看到好萊塢那些死心塌地的右翼分子圍坐在酒台旁,一個個開懷暢飲,額手稱慶。兩人看著約翰·韋恩、羅伯特·泰勒和羅納德·裡根一幫人觥籌交錯、仿佛他們的世界沒有受到絲毫震動的樣子,深感不安。幾分鐘後他們就告辭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肯尼迪估計到巴裡·戈德華特會在1964年的總統競選中與他一爭高低,到達拉斯去時衣服口袋裡還裝著一份他活著時沒有來得及發表的演講稿。他在這份講稿中闡明了他的溫和主義同他所說的戈德華特的極端主義的區別。他嘲笑那些把「言辭同現實」混為一談的人們。他在這之前的一次演講中說道:「他們總是以懷疑的目光看待自己的鄰居和領導人。他們提倡所謂『馬背上的人物』,因為他們信不過人民。他們認為我們的教堂在賣國,我們的最高法院也在賣國,我們對水的治理也是賣國……他們不願正視外來的危險,卻相信真正的危險來自國內。」

  裡根正是抱著這樣一種信念的人。這些信念激勵著他去進行政治演講,這些演講又使他進一步成為保守派頭面人物的寵兒。這些人包括舊車商霍姆斯·塔特爾、石油商亨利·薩瓦托裡、鋼鐵大王厄爾·喬根森和雜貨店大亨賈斯廷·達特,正是他們懇求裡根去謀求政治職位。

  「人們總是要求羅尼競選國會議員、參議員或州長,」1963年南希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歡社會生活,不過這倒可能使我免於同他人合夥使用汽車的煩惱。」

  由於她對事業的追求,她當時的生活是既要同他人合夥使用汽車,又要忙於拍片。「在好萊塢,越來越多的婦女把做妻子和母親放在第一位,但只要她們能得到好的角色,又會立即簽合同、奔向化粧室,我就是她們中的一個。」她說。她為克雷斯特牙膏拍過商業片,在1953年至1963年間參加過14個電視專題節目的演出,其中有「施利茲明星劇場」、「車隊」、「迪克·鮑威爾節目」和「迪克·鮑威爾的贊恩·格雷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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