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外傳(29)_學達書庫

二九

　　「毫無疑問，」一個同事說，「洛耶對羅納德·裡根的影響很大。我知道這一點，因為我曾多年給洛耶當助手，他搬到亞利桑那後，我又成了他的私人醫生。他同裡根交談時我常常在場，我很清楚洛耶對裡根的保守主義思想的形成起了多大的作用，也清楚他後來怎樣幫他走上了政壇。」

　　1959年，當電影演員工會正準備就電視臺播放電影引起的重映影片片酬問題舉行罷工時，出現了第一個政治問題。由於當時的工會主席霍華德·基爾因同百老匯簽有合同，拒絕競選連任主席職務，所以提名委員會找到裡根，請他再次出任主席。南希強烈反對這個主意，認為擔任這個具有爆炸性行業政治活動的顯要職位會有損于他的演員事業，更重要的是，會斷送他在通用電氣公司中有利可圖的地位。在過去的9年裡，南希一直定期參加電影演員工會理事會會議，深深地捲進了關於演員有權工作問題的政治之爭。她很清楚，日益迫近的同製片廠的談判將十分艱難，所以她告訴丈夫推掉這一殊榮，但是他卻很矛盾。一方面，他貪戀通用電氣公司極有油水的工作帶來的優裕生活——「就像給你錢讓你過退休似的生活一樣，」他說——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珍惜參加行動的機會。他不僅同美國音樂公司的盧·沃塞曼、而且同他岳父討論了這個問題。盧要他放心，他的事業不會受到損害。因此他決定接受主席職位。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沒有聽從妻子的政治直覺。

　　當這次同製片廠的馬拉松式的談判陷入僵局後，裡根號召電影演員工會會員罷工，把好萊塢變成了一座鬼城。令人奇怪的是，這次罷工既沒有派出工人糾察隊，也沒有設立救濟站，更沒有見到行政司法長官的代理人，在1．4萬名工會會員中，沒有一個人破壞罷工。瑪麗蓮·夢露、伊夫斯·蒙唐和托尼·蘭德爾走出了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讓我們談情說愛。一片的拍攝現場；弗雷德·阿斯泰爾、戴比·雷諾茲和利利·帕爾默放下了帕拉蒙特電影公司的《他相伴時的歡樂》的拍攝工作。「真可怕，」克利夫頓·韋布說，「一切都停止了。」

　　「這絕不是錢和條款的問題，而是原則問題，」由勞倫·巴考爾、貝特·戴維斯、柯克·道格拉斯、詹姆斯·卡格尼、鮑勃·霍普、愛德華·魯賓遜、斯潘塞·特雷西和賓·克羅斯比共同簽名的一張宣傳廣告上寫道。「我不懂他們到底為什麼罷工，」約翰·韋恩說，他忘了他也在同一張宣傳廣告上簽過字。

　　罷工持續了7個星期，按照裡根的說法，演員們因此損失了1000萬美元的收入，製片廠損失了5000萬美元的產值。「那次罷工根本就不該發生，」他後來說。

　　1960年4月18日，雙方終於達成了協議，但這個協議直到今天仍能勾起許多好萊塢演員的厭惡和怨恨，他們認為在最後時刻，裡根在重映影片片酬問題上出賣了他們。罷工結束時，演員們贏得了收取重映影片片酬的權利，即凡是把1948年以後拍攝的影片賣給電視臺，對方都需支付重映片酬。然而，在解決和簽署的過程中，裡根卻在重映影片片酬條款上做了交易，得到了200萬美元，來建立工會的補助基金，儘管這筆錢只是製片商最初答應的數額的一半。

　　「我的的確確在為演員們爭取重映影片片酬權，但是電影演員工會理事會卻不負責任，」原工會理事會成員吉恩·凱利說，「他們只是沉默不語。裡根根本不為重映影片片酬權而努力，他沒有這個義務……當然啦，在這一點上他是有些難言的苦衷的。」

　　「我認為裡根把我們徹底出賣了，」男演員加里·梅裡爾說，「我們正在罷工……然後突然之間罷工被取消了，因為製片商說他們要拿出好幾百萬美元捐給工會補助基金。我覺得是裡根以某種方式把這個主意兜售給工會的。我認為我們本該堅持到底，在賣給電視臺的影片片酬問題上爭取到某種權利。」

　　在下一次電影演員工會理事會會議上，一個成員憤憤不平地指責裡根在談判中背信棄義，因為他不僅僅身為工會領導人，同時又代表通用電氣公司的資方。裡根矢口否認這一指控，那個成員便揮舞著一疊上端印有裡根名字的通用電氣公司信箋給大家看，從而又激發起一陣充滿敵意的爭論。第二個月，裡根同時辭去了他的工會主席和理事會成員的職務，理由是，他計劃給通用電氣公司當製片人，不僅可以分紅，而且還可得到他製作的每部影片的25％的股份。「我希望這一活動將來會擴展到製作完整的故事片的領域。」他在辭呈中寫道。南希也辭去了她在理事會中的職務，仍然對他丈夫在罷工期間受到的惡語攻擊憤憤不平。

　　裡根夫婦從來沒有進入到好萊塢的精英社會圈子之中，在電影行業的這個圈子裡，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佔據了主導地位。裡根夫婦同他們越來越疏遠了。

　　「我們在罷工中接觸很多，」珍妮特·利說，「但是在那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們。」

　　幾個月前，裡根夫婦曾拒絕參加好萊塢在20世紀福克斯電影公司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赫魯曉夫和妻子尼娜舉行的歡迎儀式。蘇聯政府首腦對美國的這次史無前例的訪問吸引了400多名光彩奪目的電影明星，其中包括弗蘭克·西納特拉、伊麗莎白·泰勒、埃迪·費希爾、謝利·溫特斯、朱迪·加蘭、雪莉·麥克萊恩、朱麗葉·普勞斯、路易斯·喬丹、莫裡斯·薛瓦利埃、卡裡·格蘭特、鮑勃·霍普、理查德·伯頓、麗塔·海沃思、格雷戈裡·佩克、瓊·阿利森、戴維·尼文。此外，還有瑪麗蓮·夢露，她性感地湊到赫魯曉夫耳邊，悄悄地向這位蘇聯人民委員表示歡迎。裡根夫婦是激烈的反共分子，他們遠遠地躲開了。

　　「依我看，對南希來說所有民主黨人都是共產主義分子，」喜劇作家鮑勃·希勒說，「當然，為說明這一點我有些誇張，但也並不過分。我記得我們搬到太平洋斷崖，成了裡根夫婦的鄰居時，南希對住在街的另一頭、賣給我們房子的那個女人十分惱火。南希曾說我們是共產主義分子，她賣給我們房子毀了整個左鄰右舍。我認為這只是因為我留著絡腮鬍子，但我回敬道：『問一問南希，她是否認為斯大林也過著如此優裕的生活。』因為我住的那幢房子相當豪華。我們的一個鄰居告訴我：『她是當真的，說她見過書面材料，你和你妻子都是共產主義分子。』」

　　「這話使我有些擔心，所以我利用『新聞報道自由法』提出申請，查閱了我們的檔案。上面記載說我們是『和平行動委員會』成員。我估計在南希眼裡這就相當於共產主義。後來我們又反對越南戰爭，這對她可能又成了新的證據。一次我們正在屋外往垃圾桶上畫鮮花的圖案，她帶著兒子開車從我們身邊經過。她十分震驚，立刻用手臂擋住孩子的眼睛。我猜測，她是怕他看到我們幹的這種不同尋常的事情……競選期間，我們在自己院內豎起一塊牌子，上面寫著：『裡根眼中最壞的民主黨人。』我敢肯定，她對此很惱火。」

　　那時，好萊塢的人們總是按政治派別劃分社交圈子的，民主黨人總是參加民主黨人的晚會，裡根交往的對象都是共和黨人。他們是少數派，構成這一派的是迪克·鮑威爾、約翰·韋恩、喬治·墨菲、羅伯特·泰勒以及羅伯特·蒙哥馬利等演員和A·萊爾斯等幾個製片人。

　　南希·戴維斯和羅納德·裡根結婚之後，就失去了他們在好萊塢的社會地位；在以馬龍·布蘭多和保羅·紐曼為代表人物的燦爛明星統治的天空中，他們被視為日益黯淡無光的影星。但是每當照相機鏡頭出現在面前時，裡根夫婦仍然會擺出姿勢讓人們拍照，這些照片偶爾也會在電影雜誌上刊出，但是報道的主要內容總是有關其他好萊塢夫婦的，諸如珍妮特·利和托尼·柯蒂斯、瓊·阿利森和迪克·鮑威爾、埃絲特·威廉斯和本·蓋奇以及希拉和戈登·麥克雷。

　　「好萊塢大人物的晚會從來不邀請裡根夫婦參加。」作家菲利普·鄧恩說，「那裡實行的角色分派制度是很嚴格的，在電影演員中形成了類似等級制度的東西。雖然讓人感到遺憾，但卻是確確實實存在的。他們被有選擇地分為幾個層次，甲級演員只同本層次的演員交往，絕不會同裡根夫婦那樣的乙級演員混在一起。他們同漢弗萊·博加特夫婦及卡裡·格蘭特夫婦不同，從來未被劃入高級層次。他們不在好萊塢社會的最上層。」

　　裡根夫婦在各自的製片廠裡都是合同演員，從來沒有享受過明星待遇，這影響了他們在電影界中的社會地位。在華納電影公司裡，裡根歷來被看作次要演員，多數人對他不屑一顧。有一次，漢弗萊·博加特被人拉進了公司的肖像陳列館，他吼叫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別把我畫成羅尼·裡根的模樣！」

　　最蔑視裡根的人要數弗蘭克·西納特拉。「弗蘭克無法忍受那個傢伙，」演員佈雷德·德克斯特說，「實在是忍受不了。」

　　「他恨他，」同流行歌曲作家吉米·範·休森同居的一個女人說，「我們經常參加一些晚會，一旦裡根夫婦來了，弗蘭克就會打榧子，說：『快來，切斯特，我們該走了。我無法忍受那個討厭的羅尼，他讓我膩味透了。你只要一接近那個雜種，他就會發表演講，就連他自己也不懂他說的是什麼。裡根的問題在於沒有任何人願意給他一份工作。』類似的事一再發生，因為同裡根夫婦待在同一間屋裡是弗蘭克所無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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