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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南希曾為了給婆婆找一家康復機構而向人打聽過,但是她對這些機構是否具有舒適的條件並不關心。美國音樂公司一位代理人的妻子回憶說,她曾經盡力為她準備了一份有關南加利福尼亞的各種療養所的全面材料。當她向她詳細介紹每個療養所的服務內容、護理特點、醫護人員的數量、場地環境和娛樂活動時,南希打斷了她的話。「你只告訴我哪一家最便宜就行了,」她說,「說來說去,不就是羅尼的母親嘛。」

  他母親那張光滑的瘦臉很快就變成了他妻子那張做過美容手術的臉:同樣的大眼睛,同樣細膩的微笑,同樣崇敬的眼神。兩個人都有著強烈而固執的信仰。南希名字的首寫字母同內莉·裡根的一樣,而南希也自然而然地成為內莉衰老後的替身。裡根從小時起,母親就要他叫她「內莉」,現在,很快他就開始叫妻子為「媽咪」了。南希沒有內莉那樣的虔誠之心;她婆婆信仰的是上帝,而她信仰的是占星術,內莉·裡根看的是《聖經》,而她兒媳卻觀察茶葉片。①

  ①吉普賽人占卜的一種方法。——譯者

  在裡根眼裡,洛耶·戴維斯屬￿那種已得到了這個世界上值得得到的一切的人,他所置身的領域使他被人羡慕,又使他同諸如導演約翰·休斯頓和亞利桑那參議員巴裡·戈德華特那樣具有影響力的人物交上了朋友。裡根夫婦頻繁地到亞利桑那看望戴維斯夫婦,裡根在拜訪期間總是樂於同他們那些有錢的朋友在一起——美國最富有的女人之一、女演員柯林·穆爾;良種馬繁殖專家湯姆·昌西,他娶了裡格利家族的女繼承人為妻;『時代,雜誌創始人的妻子克萊爾·布思·盧斯。裡根在聽到這些介紹後幾乎驚呆了。「他是個健康而正常的人,從不管閒事,」克萊爾·布思·盧斯說,「後來他開始同比他富裕的階層中的人物交往……人們從來不願意承認有錢人通常比窮人聰明和善良。」

  裡根認識洛耶·戴維斯的時候,這位醫生的事業已經接近了頂點。他當時正擔任西北大學外科系的主任,在帕薩萬特醫院做外科手術。後來,他當選為英格蘭皇家軍醫大學的名譽評議員,接受了在愛丁堡的皇家軍醫大學研究院名譽成員稱號,還當選為美國軍醫大學董事會主席和美國軍醫大學校長。

  洛耶·戴維斯儘管在職業上享有諸多榮譽,但對自己的女婿總有一點妒忌,因為他原來也曾渴望當一名演員。有一次他承認,他對他的朋友沃爾特·休斯頓不滿,因為他在1939年拍攝《多茲沃思》一片時片酬高達7.5萬美元,而他做一例前額引流手術只掙500美元。「我比他受過更多的教育;我的朗讀也比他強。如果給我這個機會,我也能像沃爾特一樣精彩地扮演山姆·多茲沃思這個角色,也可以要求拿同樣高的片酬。」戴維斯醫生說,「我發覺自己不得不用挑剔的眼光看待他,不時觀察他,看他到底有什麼我所沒有的本事。」

  他很快就看到了。當他們一起朗讀《奧賽羅》中的一幕時,那個獲得過「學院獎」的男演員很快就進入了高貴的威尼斯摩爾人的角色,而醫生的表演卻像那個可憐和緊張的埃古。

  「別難過,夥計,」沃爾特·休斯頓事後勸他說。「我第一次看你做手術時,也以為我也能做呢。」

  戴維斯醫生做手術時,經常傲慢地隨手把手術刀摔在地板上,把棉球扔到護士臉上,而且不允許說話。他甚至當著一些醫生的面肆無忌憚地議論其他醫生。他反對參加會診的醫生分享醫療費,而這是醫生們的習慣做法。他的惡語中傷使醫學界十分憤慨,一些醫生聯名控告他的行為違反職業道德,試圖迫使芝加哥醫學會將他除名。雖然指控後來被放棄了,但洛耶·戴維斯並未因這場反對他的運動而有所收斂。他從未停止過對醫療行業不良行為的指責,尤其是對那些不具備手術資格而為病人做手術的醫生。

  他反對固定的醫療費標準,這個標準詳細地規定了適用於任何人的每種手術所應收取的費用。因此,他表示醫生在確定醫療費前,應先同病人商量,並且考慮到病人的抵押借款及其他債務的情況。他為自己的實習醫生和居民設立了非正規醫療費標準診所,教他們應當怎樣向病人收取醫療費,而且在這一觀點後被拋棄在一邊數年之後,他仍四處鼓吹。「人們反對我在醫療費標準上的觀點,」他說,「但我知道我不可能取勝。」

  裡根也同樣熱愛失敗的事業,他試圖說服國會減免電影明星稅收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他說他們掙錢的時間最多只有五年,所以,向他們徵收的稅應該比其他行業要少。「他去了首都華盛頓,想設法通過一項議案,把年年向我們徵稅的做法改為四年征一次,」舞蹈演員吉恩·納爾遜說,「羅尼說只有這樣才公平合理,因為演員和運動員職業生涯的長短是由年齡、體質或成績的下降以及公眾輿論所決定的。當然,他失敗了。」

  羅納德·裡根對堅持原則的岳父極為崇敬,但對他那位行商推銷鞋子的父親的態度卻截然不同。他父親對民主黨推行的「新政」原則的堅決支持態度同洛耶·戴維斯在醫療道德上的立場同樣地堅定和執著。1952年,名義上還是民主黨黨員的裡根離開了他父親的政治黨派立場,轉而支持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競選總統。1956年,裡根再次支持艾克重新當選。他無需岳父的指點就知道要指責共產主義、高稅收和政府干預。裡根自從當上電影演員工會主席的時候起就開始這麼幹了。

  儘管如此,到1958年時,從裡根在通用電氣公司的演講中,仍能看出那個保守主義的醫生對他的影響,特別是在有關老年人醫療保健問題上。他經常談論英國的公費醫療制度,並把它同好萊塢明星中出現的脫離電影製片廠體系、獨自外出謀生的廣泛傾向相比較。「一些年輕人甚至認為他們這樣反而幹得更好,」他說,「這就像英國的公費醫療制度;在那裡開業的醫生已不再是公費醫療制以前的醫生了。」

  在戴維斯醫生的催促下,裡根製作了一張為醫生們在反對「醫療補助方案」活動中使用的唱片,他在那張唱片中說道:「老年醫療保健制度標誌著政府接管全部醫療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儘管裡根的保守主義政治觀點在他認識洛耶·戴維斯以前已經開始形成,但正是戴維斯影響了他對墮胎問題的看法,從而最終導致了1967年加利福尼亞墮胎法的更改。1981年,裡根為美國最高法院任命了第一位女法官桑德拉·戴·奧康納,這一任命從根本上講也是戴維斯的傑作。

  但是,這個醫生卻極力降低他對裡根的影響。「當他徵求我的意見時,我就把意見告訴他,僅此而已。」他說,「我的思想同他的政治觀點從來沒有因果關係。」

  「那麼你對南希有什麼影響呢?」

  「她從來不聽我的指揮,」他說,「她只是善於處事而已。」

  1980年,有人問他:許多人認為通過南希對裡根的影響,全國看到了洛耶·戴維斯醫生的政治觀點,這是為什麼?這位開業醫生停頓了一會兒。

  「我不知道,」他說,「如果真是那樣,我非常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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