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86)

八六

　　23.博塔讓步

　　1989年7月8日，開普敦、比勒陀利亞和約翰內斯堡的街頭巷尾流傳著一則小道消息：「博塔和曼德拉舉行會談了！」而政府對此消息的真實與否緘默不語。很快，這一消息愈傳愈廣。最後，政府公佈了確切消息：7月5日，南非總統邀請曼德拉到他位於開普敦的總統官邸用茶，曼德拉愉快地接受了這一邀請。官方將這一次聚會用了一個語氣含混的外交辭令：「禮節性的訪問」。至於為何一位犯人要訪問一位總統，訪問中是否舉行了會談，會談的內容是什麼，對這些人們急切關心的問題和新聞記者急於打探的熱點，回答則是無可奉告。

　　「訪問」前夕，在國民黨內部已相當孤立的博塔沒有對他的黨內同僚或政府要員透露半個字。他似乎對9月即將舉行的選舉已失去信心，想在離開總統職位之前創造一點轟動效應。然而，這種「單獨行動」並未引起黨內同僚的贊許；相反，他們對老總統的幕後動作頗有微辭。曼德拉在此次「訪問」之前也是諱莫如深，對他的政治密友和他的夫人溫妮均未披露這一行動。事過之後，在非洲人國民大會內部也引起一些爭論。因為按照既定方針，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政府談判的前提條件是政府必須事先釋放所有的政治犯、恢復其組織的合法性並撤消國家的緊急狀態。這樣，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談判原則和曼德拉本人對原則的信守等問題都在組織內引起討論。

　　實際上，南非白人政權一直在謀求某種解脫困境的方案。早在1976年，當時的司法部長吉米·克魯格曾訪問羅本島監獄，與曼德拉討論釋放條件。但他提出的希望曼德拉與政府合作的要求遭到曼德拉的嚴詞拒絕。博塔在1978年以微弱多數當選為南非國民黨主席並出任總理後，即開始在某些方面作出了一些不痛不癢的讓步。首先在勞工領域放寬了對非洲人組織工會的限制，隨後又取消了幾十個控制非洲人流動的法令。他已認識到劇變中的南非形勢，明確表示要調整國民黨的政策，他提出：「不能適應，只有死亡。」當然，他的政策在國民黨內部遭到一些極右派的抵制。儘管博塔反復強調任何改革都不會觸動現行政治制度並表示決不進行一人一票的選舉，但極右派仍認為任何形式的鬆動只能導致黑人多數的統治。1982年3月20日，約8000左右反對進行憲法改革成立三院制議會的白人在比勒陀利亞集會，成立保守黨；原國民黨德蘭士瓦省主席特勒尼赫特被推選為該党領導人，從而成為議會第一大反對黨。

　　將曼德拉從羅本島轉移到波爾斯摩爾監獄後，博塔政權又從監獄條件、探視制度和會見外國要人等方面對曼德拉等幾位政治犯作了讓步。1985年1月31日，博塔總統（根據南非新憲法於1984年兼任總統）在南非議會宣佈：

　　如果曼德拉先生作出保證，以後不再為了政治目的而策劃、鼓動或從事暴力活動，政府將考慮釋放他。但是，如果他再採取這樣的行動，他將會再次被捕。……因此，現在不是由南非政府來決定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由他自己來決定自己的自由，由他作出抉擇。現在要求他的是無條件地放棄將暴力作為一種政治工具，這畢競是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遵守的準則。

　　儘管這是一種推諉責任的做法和附有條件的釋放建議，但這畢竟是一種政治姿態，標誌著一種讓步。對這一政治信號，人們期待著曼德拉的反應。為此，溫妮在家庭律師的陪同下訪問了她的丈夫。曼德拉已對這一信息有所風聞，決定利用這一機會向人民公開闡明自己的觀點。他向溫妮表明，這是「告南非人民書」，明確表達了他對博塔總統講話的看法，並要求溫妮向南非人民傳達他的意見。

　　1985年2月10日，聯合民主陣線在索韋托傑布拉尼圓形劇場召開有7000人參加的盛大集會，慶祝圖圖主教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曼德拉的女兒津薺的出席為大會帶來了歡快的氣氛，人們抬起她，口號聲、歌聲連成一片。律莽代表父親向大會全文宣讀了曼德拉的「告南非人民書」。溫妮·曼德拉不顧政府對她的禁令，也來到了會場。在這一書面聲明中，曼德拉首先代表波爾斯摩爾監獄的政治犯向圖圖大主教致以最親切的問候，並對他將諾貝爾和平獎的榮譽歸於南非人民的做法表示崇高的敬意。隨後，他對聯合民主陣線組織這次集會表示感謝，因為這提供了一次上下交流的機會。他表示，他和他的戰友們認為有必要向人民發表這項聲明，以說明自己的立場；他們必須向人民負責。津薺接著說：

　　我的父親不僅代表他自己，代表在波爾斯摩爾的同志們，並且他希望代表所有那些因反抗種族隔離而被監禁、被流放、被迫逃亡的人，以及代表那些在種族隔離制度下遭受磨難的人，代表那些反對種族隔離制度的人，代表那些被壓迫被剝削的人。在我們的鬥爭中，總有那麼一些傀儡分子，他們自稱是在為民請命，並且以此在國內外到處炫耀，他們一文不值。我父親及其同事們和這種人沒有共同之處。

　　我的父親說：「我過去是、現在是、而且直至生命終結仍將是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一名成員。對於我，奧立弗·坦博遠遠勝過一位見長。近50年來，他是我最偉大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們中間有人珍愛我的自由，那麼，奧立弗·坦博更是如此。我知道，為了我的自由，他寧願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和我在觀點上不存在任何分歧。

　　「政府想強加給我的條件使我感到驚訝。我不是一個狂暴的人。1952年，我和我的同事曾致函馬蘭，要求召開圓桌會議，以謀求我國種種問題的解決辦法，但這一要求被束之高閣。斯揣敦①執政時，我們提出過同樣的要求，但是又一次被置之不理。維沃爾德上臺後，我們要求召開國民大會，讓南非全體人民來決定他們自己的前途。但是，這一次又是徒勞。

　　①斯揣敦，1954-1958年擔任南非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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