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73)

七三

　　另一位在場的記者是這樣描寫黑人學生的：

　　比任何事都使我更加驚恐的是孩子們的態度。很多人對危險置身不顧，他們低著身子、左右躲閃著繼續向警察沖去。

　　儘管組織出色，儘管赤手空拳，儘管年輕幼小，但還是遭到了無情槍彈的掃射。學生們氣憤已極，他們沒有退卻，沒有臥倒，而是英勇地向警察沖過去，有的撿起地上的石頭進行回擊，有的則放火燒毀白人的汽車和房屋。中午時分，奧蘭多警察局的幾百名全副武裝的警察聚集待命，隨後直撲索韋托增援。與此同時，直升飛機向索韋托的警察投放了更多的步槍和彈藥。整個鎮在燃燒，復仇的火焰在燃燒。一位在現場觀察事態發展的記者在直升飛機上看到了全景，他覺得自己好像是一名「在炸彈轟炸後的城市上空飛行的戰時記者」。

　　下午1時30分，兩架軍用直升飛機在索韋托鎮上空盤旋，向聚集的黑人群眾投擲催淚彈。隨後兩支防暴警察分隊帶著步槍和機關槍趕到。下午，反抗的人群不斷地放火燒毀轎車、卡車和公共汽車，警察在巡邏時又大開殺戒。一位16歲的黑人青年口述了當時的親身經歷：

　　我想幫助一個差點兒被打死的女孩。一個白人警察把手槍對準她，我趕緊跑過去將她推倒，但是我的腿卻中了兩槍。這是大約4時30分的時候。我在5時45分到了醫院。這兒有很多中彈的人們。受傷者被警察看守著，他們的槍對著走廊上的我們這些人。受重傷的人們必須先治療，我拿了一些止痛藥。

　　傍晚時分，從約翰內斯堡下班回來的工人看到這幅慘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加入了有自己的孩子或兄弟姊妹的隊伍。他們在黑暗中與防暴警察搏鬥，同時放火燒毀了各種各樣的車輛和建築物。人夜以後，兵力增加。9時30分，14輛別名為「河馬」的大型運兵車開進了索韋托。

　　第二天一早，南非再次成為世界新聞的焦點。一幅躺在痛苦的同伴們手臂上的赫克托·彼得森屍體的照片出現在世界各地報紙的頭版。黎明時分，1500名警察再一次增援索韋托。巷戰愈演愈烈，火勢愈來愈猛，鎮壓也愈來愈凶。警察在各條通往索韋托的道路上佈滿崗哨。當一位現場採訪記者問情況是否在惡化時，索韋托鎮的警察指揮官喪氣地回答：「還能再糟嗎？」

　　溫妮·曼德拉目睹了這一事件，她為孩子們的英勇無畏深深感動，並記述了當時發生在大街上的情景：

　　孩子們揀起石塊，拿起垃圾桶蓋子當盾牌，面對機關搶走去。他們並非不知道白人已全副武裝，他們是冒著重機槍的彈雨前進的。到處都可以聞到火藥味。孩子們在街頭死去。一批人死了，其他人仍然迎著槍林彈雨前進。沒有人低估敵人的力量，我們知道敵人已武裝到牙齒。但是孩子們意志如鋼，充滿著對自由的渴望，他們準備用石塊去對付機關搶。這就是當你想要打碎壓迫的枷鎖時會發生的事情。除此以外的一切似乎都無關緊要。

　　隨著事態的發展，孩子們的父母也加入了鬥爭的行列。8月5日，黑人工人舉行了罷工，為期三天。新一代的青年領袖切基·馬希希尼指出：「我們南非的黑人公民沒有武器，我們惟一可以給這個制度造成打擊的是使其經濟癱瘓。」當時南非正處於經濟蕭條期，黑人工人因罷工要失去生活保障，即使這樣，各個公司的缺勤率仍高達40％至90％。8月3日，又舉行了一次「待在家裡」的罷工，約翰內斯堡的缺勤率高達80％。市商會不得不承認罷工嚴重影響了約翰內斯堡的經濟生活，要求政府進行急劇變革以促使一個「穩定的黑人中產階級」的產生。第三次罷工發生在9月13日，這是最成功的一次。蘭德金礦的工人也加入進來。據某些工業和商業部門的統計，缺勤率竟高達98％。第二天，開普敦工人也加入了這南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罷工，約50萬工人待在家裡，而且開普敦的有色人種也加入了鬥爭的行列，他們在市中心展開巷戰，並第一次攻佔了這座不對他們開放的都市中心。

　　到1976年底，官方公佈的死亡數字已達360人，有的則認為共有500名可以辨認的死者。而南非總理沃斯特竟然宣稱：在南非沒有危機。

　　1977年，事態仍未平息。2月8日，索韋托約4000名學生示威遊行，反對班圖教育法並燒毀課本和試卷。政府宣佈實行宵禁。5月，索韋托居民又一次走上街頭，示威反對增加房租，當局慌忙撤回其決定。一位民族解放運動領袖說得好：「如果我們在沒有達到目的的情況下就停止鬥爭，我們怎麼樣解釋我們同志們的死？」

　　1976年6月17日，即索韋托屠殺開始的第二天，溫妮和神學家及南非教會理事會主席馬納斯·布特萊齊、基督教青年會主席帕卡西夫人和索韋托社區領袖恩塔托·莫特拉納一起成立了「黑人家長協會」。協會裡的人來自各個階層，以教會人士居多，而溫妮是執行委員會中惟一的女性。儘管它是一個福利組織，但黑人學生把這個家長協會看作代表他們說話的機構，並委託協會代表去同當時的警察部長克魯格談判。另一方面，政府則十分自然地將它看作學生的喉舌，一個警察局官員竟粗暴地斥責溫妮和其他代表。他惡狠狠地對溫妮說：「你知道嗎，溫妮·曼德拉，你要對此負完全的責任。」溫妮氣憤已極，抓起所有手邊的東西向他扔去，回擊說：「你們這些殺人犯，殺害我們孩子的劊子手，居然還有臉說是我們挑起的暴亂！你去阻止那些惡棍在街上槍殺我們的孩子！」

　　由於溫妮敢說敢為，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安危，因而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黑人家長協會用募捐得來的錢為死難的學生開追悼會，舉行安葬儀式。她熱情開朗的性格也使她最有條件去填補激進的青年一代和持重的成年人以及各種不同派別之間的鴻溝。恩塔托·莫特拉納曾高度評價曼德拉夫人在協會裡的作用。他說：「作為執行委員會裡的惟一女性，她比男人還能幹。她很有權威，誠實、正派。最重要的是她很勇敢，具有我和我們之中許多人都沒有的膽量。」

　　政府當局堅持認為這場學生們的鬥爭是曼德拉夫人在幕後操縱指揮的。1976年8月，溫妮·曼德拉與其他12名婦女一起被捕，被關進了約翰內斯堡的城堡監獄。在監獄裡，溫妮仍是那樣頑強不屈。她為普通犯人打抱不平，為政治犯伸張正義。難友塞莉·莫特拉納因牢房的窗子漏風而向看守反映，但沒有結果。後來，她把自己的床墊和毯子搬出來，拒絕回牢房。在溫妮的率領下，所有的女政治犯都呆在外面，並宣佈要等窗戶玻璃修好才搬進去。在她們的鬥爭下，窗戶玻璃第二天就裝好了。塞莉·莫特拉納深有感觸地說：「我曾經同許多領導人一起工作，有些人很獨斷專行。但溫妮卻是充滿摯愛，腳踏實地。無論是對年輕的還是年長的，她都是一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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