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鬥士曼德拉(61)

六一

　　如辯護律師從策略上考慮，要求曼德拉只承認指控的193起破壞活動中的一小部分，事實上很多起事件也確實是在曼德拉被捕後發生的。這樣可望使曼德拉克於死刑。但曼德拉執意不肯。他認為，這是對民族之矛這一組織的審判。作為這一組織的創始者和領導人，他無意通過法律上的細微區別來開脫自己。如果他被判無罪，而他的戰友們則判有罪，他於心不安。同時，他認為，一定要向全世界講清楚為什麼要在南非進行暴力反抗這一問題。而這只有在承認進行暴力反抗的前提下才能理直氣壯地闡明自己的觀點。很明顯，曼德拉是將審判當作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來處理的。

　　在被告是否應該作證的問題上，曼德拉也是以信仰為主，性命次之。喬夫反對他們作證，擔心他們在法庭上受盤問、受譏諷。曼德拉真誠地對喬爾·喬夫說，「喬爾，我想，作為一名律師，我能理解你的出發點。你關心的是拯救我們的生命。對此我們也很關心，但這是第二位的考慮，我們首先關心的是實現我們的政治信仰。我們為自由和尊嚴進行過鬥爭，像以前我們曾說過的，重要的是怎樣做在政治上正確。終究，我們必須講明真相。」其他被告也一致同意他的主張。經過充分討論，辯護律師團和被告達成一致意見：由曼德拉從被告席上以提供證詞的方式發表一個政治聲明，詳細地闡述他們的立場，其他被告則可全力對付法庭辯論，負責駁斥原告和證人們無根據的指控。

　　這種以提供證詞的方式的最大好處是可以借此為曼德拉提供各種文件或資料。當然，這一策略必須保密，否則一發現，監獄會馬上制止這種偷天換日的做法。在隨後的日子裡，喬夫為曼德拉送來各種書籍和文件，其中包括叛國罪審判案的檔案、經濟學論文集等。同時，由於監獄當局不得不檢查這些送往監獄的東西，這又使原告波西·尤塔很忙了一陣。在牢房裡，曼德拉利用晚上和週末的時間認真撰寫和反復修改自己的聲明。

　　1964年4月20日，法庭辯論在比勒陀利亞正義廣場法庭開始。聽眾席上照例擠得滿滿的，溫妮獲准出席並與婆婆坐在一起。辯護由布拉姆·費希爾主持，他代表被告承認民族之矛策劃了破壞活動，但否認有一個進行遊擊戰爭的計劃，「證據將表明，在進行遊擊戰爭準備工作的時候，並沒有制定任何計劃；在整個過程中都希望避免採取這一步。閣下，辯護將以第一號被告宣讀一份聲明開始，他本人參與了民族之矛的建立。」波西·尤塔力圖阻止，但遭到法官拒絕。

　　曼德拉站起來，開始從容不迫地宣讀自己的聲明：

　　我是第一號被告。

　　我具有文學士學位。曾與奧立弗·坦博一起在約翰內斯堡從事幾年律師業務。因為被判犯有非法出國罪和煽動人民參加1961年5月底的罷工罪，我目前正在服五年的徒刑。

　　首先我想說，政府在起訴開始時所提出的南非的鬥爭是由於外國人或共產黨人的影響，這種說法完全不正確。我過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為我是人民的一員和他們的領導人，都是出於我自己在南非的經歷和我為之驕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由於外面的人可能說過什麼。

　　在他的長篇聲明中，他主要談了4個問題：非洲人國民大會最後轉向暴力手段的原因，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民族之矛的區別，共產主義問題，南非種族歧視政策的後果。他坦然地承認，他是民族之矛的創始人之一。他指出，建立民族之矛是基於兩點理由。第一，政府的政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非洲人民的暴力反抗。只有對人民的情緒進行引導，才能避免恐怖行動。第二，除暴力之外，非洲人民沒有其他手段取得反對種族主義的勝利，因為任何其他的合法方式都被法律禁止。我們起初避免任何求助於暴力的方式，然而，政府竭盡全力訴諸武力摧毀反對力量，「只有在這時，我們才決定以暴力回答暴力」。

　　通過回顧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歷史，曼德拉向法庭展示了50年來這一組織採取的各種非暴力政策：提出要求和決議，派代表團會見政府，消極抵抗運動，「待在家裡」的示威。同時，他引用了非洲人國民大會主席盧圖利的話：「誰能否認，30年來我一直在徒勞地、耐心地、溫和地、有節制地叩打一個關閉的、緊鎖的門。溫和態度的結果是什麼呢？過去30年間人們看到的，是大量的用以限制我們的權利和發展的法律，致使我們今天處於幾乎毫無權利的地步。」

　　只是在沙佩維爾慘案以後，只是在南非政府宣佈非洲人國民大會為非法組織以後，只是在南非為建立共和國進行了排除非洲人的公民投票以後，非洲人國民大會的領導人才得出結論：在這個國家暴力已不可避免，在政府以武力回答和平要求時，如果非洲領導人繼續鼓吹和平與非暴力將是不現實的和錯誤的。「這個結論並不是輕易得出的。只是在其他所有嘗試歸於失敗，一切和平抗議的渠道都對我們關閉之後，才決定採取暴力方式進行政治鬥爭，建立民族之矛。」

　　他強調了非洲人國民大會與民族之矛的關係。非洲人國民大會是一個履行政治職能的群眾性政治組織，它的成員是根據明確的非暴力政策而加入的；因此，它不能、也不會從事暴力活動。但形勢的發展使它不再反對適當控制的暴力，參加這類活動的成員不會受到非洲人國民大會的處分。同時，民族之矛在任何時候都接受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政治領導，未經非洲人國民大會同意，它不得採取任何不同於既定方針的行動。它無權超越規定的範圍，也無權從事威脅人的生命的行動。「非洲人國民大會繼續保持非洲人政治組織的特點，只開展1961年以前它所從事的那類政治工作。民族之矛仍然是一個小的組織，從不同的種族和組織中吸收成員。」

　　在闡述非洲人國民大會與共產黨的聯繫時，他談到了兩者的不同點和合作基礎。非洲人國民大會的信條是非洲民族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它與共產黨的另一點不同是它只吸收非洲人參加。共產黨強調階級差別，國民大會則試圖協調這種差別；共產黨的目標是消除資本主義，建立工人階級政府，而非洲人國民大會強調的是為非洲人贏得政治權利。同時，兩者之間經常進行密切合作，這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消滅白人的統治。隨後他談了自己對南非共產黨的認識的轉變過程：從不信任到信任，從不合作到合作。他還指出：

　　我們並不僅僅在國內政治中把共產黨人看作支持我們事業的人。在國際領域，共產黨國家一向給我們以援助。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機構中，共產主義陣營一直支持亞非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的鬥爭。對我們的處境，他們看上去往往比西方國家更為同情。雖然全世界一致譴責種族隔離，但是共產主義陣營比絕大部分白人世界對種族隔離的譴責更響亮。

　　他也坦然承認馬克思主義對自己的影響，同時也表示對英國政治制度與司法制度和美國國會制度與三權分立的原則的尊重。他認為自己的思想受到東西方兩方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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