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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


  為此,朋友沙謝蘭特博士曾寫了兩封誠懇的長信,勸南丁格爾養病,但南丁格爾不但予以婉拒,反而責怪博士的不是。

  由於她健康情形很差,生命危在旦夕,她希望充分利用僅存的每一分鐘,為世人多盡一分力量,她才能更安心地離去。

  因此她絕不肯輕易放棄未完成的工作,反而比以往更加珍惜每一寸光陰。

  在這種情況下,她的健康只有日趨惡劣,終於累得無法起身。她自忖大限已到,於是在1857年11月6日寫下遺書,寄給錫德尼·赫伯特。

  在克裡米亞她曾親筆寫下遺囑,但此刻她連提筆的力氣都已沒有,因此,必須勞動舅舅才能完成最後的遺言。

  在遺書中,她仍然無法忘記終身所抱的志向。

  等待她康復後建立護士學校的5000鎊「弗羅倫絲基金」,只好轉交聖湯姆斯醫院處理,並且希望把父母身後她所得到的大筆遺產作為示範醫院的建設資金,並規定其中必須包括圖書室、化學實驗室、娛樂場、操場等設備。

  她把後事交代得非常清楚,現在節錄一部分如下:

  「主啊!我在此聽候您的召喚:……我高高興興,勇敢果決地到斯卡特裡,現在我也要快快樂樂,毫無畏懼地回到您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派我到斯卡特裡是您賜給我最大的關愛,現在您將帶我去的地方,是否也允許我從事護士的工作呢……」

  那誠摯無畏的態度,像一首傳奇的歌曲,表達了一個基督教徒對生命負責到底,對使命負責到底的精神。

  但「小陸軍部」的改革方案一直擱淺。

  至此,由於南丁格爾的病重,一切陷入絕望。

  這一切,在她的心中或許還有許多打不開的死結,但在她垂死之前,卻念念不忘這一改革方案。

  幸而這時家中有一件喜慶大事,把全家的注意力和興趣都吸引過去了。

  前一年夏天,樊妮從勃靈頓飯店寫信告訴威廉,有位哈裡·維爾尼男爵曾經來訪過。這位哈裡·維爾尼男爵是金翰群歷史上著名的克萊頓莊園的產權人,年56歲,鰥居,個子非常高,儀錶堂堂,很有貴族氣派,是當時英國著名的美男子。1857年夏天,這位男爵曾向南丁格爾小姐求過婚,但被拒絕。但此後卻經常出入於恩普利莊園,這年冬天又同芭斯產生了感情。1858年4月,他們宣佈訂婚,6月在恩普利悄然舉行了小小的婚禮。

  這樣一來,芭斯一心盤算著如何當一個「維爾尼男爵夫人」式的貴婦,樊妮也迷醉在嫁女兒的家庭歡樂中。弗羅倫絲終於過上了安生日子。

  這是她一生中最寧靜的日子。

  她一個人筋疲力盡地躺在勃靈頓飯店的新套房中,相信自己活不了幾個月了,周圍的人也這樣想。

  瑪依姑媽搬過來與她同住,想使她在臨終的日子裡心情輕鬆地度過。

  瑪依姑媽的女婿,詩人亞瑟·休·克勞,隨著也成了弗羅倫絲·南丁格爾的「奴隸」,終日「像匹拉車的馬」心甘情願地(如南丁格爾小姐後來回憶時所說)為她記寫備忘錄,起草書信,遞送報告。

  此時,南丁格爾一家人早已嚇得躲得遠遠的。只有瑪伊姑媽和克勞,像廟堂中的兩個守護神一樣一直守護著弗羅倫絲。

  這是一種離奇的、溫室育苗般的生存方式,死亡隨時都會降臨到她頭上。

  然而,就在這樣一種環境氣氛中,南丁格爾小姐躺在客廳的沙發上,難得坐起來,幾乎從不外出走動,而她卻更加頑強地工作著。

  潘穆爾勳爵在鬥爭雙方所施加壓力的左右下,再次在「掃蕩分會」的問題上讓步退縮。錫德尼·赫伯特針對這種情況,專門找上門去同這位大臣進行了一次暴風驟雨式的長談。

  談話後,這位大臣又一次承諾照辦調查團所提的四項建議。

  南丁格爾也看清了,誰能治服這頭「野牛」,誰就是勝利者。

  於是,她又想出一個新的鬥爭策略。輿論從來就是改革者最強有力的武器。她準備發動一次新聞攻勢,向社會公佈軍隊內部的腐朽內幕。

  於是她親自把已經寫好的所有提綱、事實、數字及寫作綱要統統提供給了報界。這些材料她都不署自己的姓名,甚至連她早期寫成的小冊子《英國軍隊死亡率研究》——都不是以她個人的姓名發表的。

  順便提一下,這本小冊子若不是最先,也是最先者之一,以圖表形式顯示統計材料的。據南丁格爾本人認為,這種方法是她的首創。

  1857年底,潘穆爾勳爵讓步了。

  四個分會都在12月份成立起來。

  第二年5月,下院在一陣陣雷鳴般的歡呼聲中,通過了一系列的改革決議。

  有位合作者寫信給南丁格爾,說:

  「您對增進英國軍隊的福利和效率所做的貢獻超過了任何活著的男人或女人,感謝上帝,終於讓我們都活著見到了您的成功。」

  這是一個充滿喜悅、充滿希望的時刻。

  陽光是那樣的新;
  空氣是那樣的清;
  生命是那樣的靈;
  一切舊日隨水而去;
  一切新光隨水而來;
  一切都在流逝,但成功的勝利如美果一般留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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