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勝利-曼施坦因回憶錄(34)

三四

　　雖然党衛軍師一向能夠英勇作戰，而且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把它們編成一種獨立的軍事組織卻是不可原諒的錯誤。有許多經過挑選的補充人員，本來可以用來填補陸軍中的兵員空缺，但都大規模消耗在党衛軍中，這種血液的損失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這當然不能責備党衛軍部隊本身這種對人力的不必要消耗，主要應由那些野心家負責，他們純粹是為了政治動機，不顧所有軍事權威的反對而硬要成立這些特殊單位。

　　不過在任何環境中，我們都不應忘記党衛軍確實是良好的戰友，當他們在前線與陸軍並肩作戰時，經常表現出他們的勇敢可靠。毫無疑問，其中有許多人都十分願意脫離像希姆萊那種無恥小人的控制而正式併入陸軍部隊。

　　在回過頭來敘述第56裝甲軍的作戰之前，我應該先把上次大戰中一支坦克部隊指揮體系如何工作的實際情形簡略地敘述一下，以便給讀者一個概括的印象。

　　直到1870年普法戰爭時，我的祖父還是可以把他的幕僚都集中在一個小山上面，從那裡他可以瞭望整個戰場，並親自指揮他那個軍的一切行動。他甚至可以直接騎馬跑到前線去視察那些正在展開的團。這種情形當然早已成為過去。由於炮兵射程日益伸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司令部就逐漸向後退，同時由於戰場遼闊，目力觀察和親自指揮也變得根本不可能了。從那時起，有效的電話聯絡就成了一個決定性的因素。施利芬想像中的大元帥坐在辦公室中用電話下達命令的情況已經真正成為現實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又帶來了全新的指揮方法，尤其是對高度機動性的部隊而言，由於情況的變化是如此迅速，有利機會稍縱即逝，所以任何裝甲兵指揮官都不能讓自己被拘束在後方遙遠的指揮所中。如果他在太遠的地方等候前線部隊的報告，那麼作決定就會太遲緩，從而錯過一切機會。而且當一次成功的行動剛剛完成，指揮官就又必須立即設法消除戰鬥疲倦的自然現象，使他的部下獲得新的戰鬥力。更重要的是因為新型的運動戰對官兵的精力所作的要求是史無前例的，所以較高級指揮官更要以身作則，盡可能與前線部隊生活在一起。普通士兵常會感到高級長官只是躲在後方享福，並且完全不知道前線的真正情況如何。所以如果他能看到高級將領也能身先士卒，親冒炮火，那麼立即可以使他獲得一種滿足感。而且也只有天天與戰鬥部隊在一起，才能知道他們的需要，聽取他們的怨言和設法幫助他們。

　　一個高級將領不應只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務，他自己也應該是一個戰友，與士兵同甘苦。此外，當他訪問前線部隊時，也可以使自己獲得新的精力。經常的情形是，當我在各個師部中，總是聽到為了戰鬥部隊士氣減退和疲勞過度而感到憂煩焦急的言語。這是較高級指揮官一天到晚感到頭痛的事情，因為這是他對團營等單位所應負的責任。可是當我走上最前線之後，我卻常常大喜過望，因為我發現他們的信心和樂觀都超過了我的想像。於是當我坐下來與一輛坦克的乘員同抽一支煙，或者是與一個步兵連的人員進行一次閒談，我馬上就可以感覺到他們的充沛精力，這也是德國軍人的商標，於是使我精神一振。這類經驗是一位高級指揮官所最希望的好事。不幸的是官階愈高，這種機會也就愈少，集團軍司令或集團軍群總司令就不能像軍長那樣方便了。

　　當然，即使軍長也不能永遠在路上跑。如果一個人經常在前線沖出沖進，而且當需要時老找不到他本人，那麼實際上也就無異于把指揮交給了幕僚。在許多情形中，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卻決不正常。

　　當然最後的關鍵還是指揮業務應有合理組織，對於高度機械化的部隊而言尤其如此，應不惜任何代價使其維持連續性。

　　軍部的後勤部只能幾天移動一次以便使補給物資不脫節。可是軍長和他的作戰部門為了使他們與機械化師經常保持接觸，其戰術司令部每天必須推進一次甚至兩次。所以這個軍部必須具有高度的機動性，要把人員減到最低限度，而且一切都不能講究。

　　我們從不浪費時間來尋找安居之所。在法國作戰時我們住的都是城堡別墅。可是東線的小型木屋卻絲毫不能吸引人，尤其是裡面充滿了臭蟲。所以我們的戰術司令部經常在帳篷裡，另外加上一些通訊指揮車輛。我自己總是與我的副官共用一個睡袋睡在一個小帳篷中。在這次長驅直入的行動裡，我睡過不到三次床鋪。唯一不肯睡在帳篷中的人就是我的首席軍事助手，他寧願睡在自己的車子裡。不幸的是他的長腿必須留在車門外面，所以經過一夜大雨之後，潮濕的靴子就會無法脫下。

　　我們通常在主要前進軸線附近的森林中支起我們的小帳篷，如有可能，總是靠著湖沼或溪流，可以在吃早飯之前匆匆下水洗個澡，或是在從前線上回來時洗去滿身的塵土。

　　參謀長自然總是留在指揮部應付工作和電話，而我在白天——常常還包括一部分夜晚——經常在路上跑動。通常我總是在接獲了拂曉時的情況報告和發出必要的命令之後，就趁一大早出發去視察各師部和前線部隊。中午我又回到指揮所中停留一下，然後又去視察另一個師。等到我再回到指揮所時，它可能已經換了新位置。這時天色已黑，而我們也疲憊不堪了。在這種情形下，通常總是應該感謝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的遠見，他會預備一隻烤雞和一瓶好酒來特別的款待我一次。

　　當然，這種有彈性的指揮方法只是因為有了無線電之後才有可能性。我總是帶著一輛無線電通訊車一同行動，我的通訊官科勒是一位非常優秀的人員，他以後成了一位少校參謀。他使我與軍部之間從不失去聯絡，對於前線情況可以經常獲得報告，並且我在前線所作的決定也可以立即傳達回去。更應補充說明一句，當我在戰後入監期間，科勒更證明自己是一個不自私的朋友，曾多次幫助我妻子。

　　除了我的駕駛員納格爾和舒曼以外，經常陪我旅行的人就是我的副官斯佩切特中尉。他是最好的騎兵軍官，敏銳勇敢，不怕危險，態度樂觀，是我的一個非常得力的助手。他最喜歡陪同我一起去進行搜索行動。我當軍長時，這種機會較多，幾乎天天都可以上前線。以後當我升任集團軍司令後，就不能那樣天天往前線跑，於是他就變得很不高興。這是一位青年軍官的常態，我總是設法使他有領導戰鬥的機會。在克裡木，他曾兩次率領搜索中隊，發揮出極大的機智與勇敢。當我們在列格勒前線時，我派他到一個師去服役，但是中途因為飛機失事犧牲。這對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

　　現在再回到第56裝甲軍方面。到7月9日，很明顯，第4裝甲集團軍的企圖——派我這個軍從東面迂回在普斯科夫的敵軍——已經沒有成功的希望了，原因有二，一是沼澤地，另一就是敵軍的猛烈抵抗。現在已無其他途徑可以選擇，只有抽回軍部和第8裝甲師，讓他們再沿著原有向北的軸線向奧斯特羅伊進發，第3摩托化步兵師早已走上了那條路。儘管如此，自從離開迪納斯克以來，依照7月10日所獲得的情報，本軍也已經擊潰了敵方的四、五個步兵師，一個裝甲師和一個摩托化師——這些兵力遠比我們自己要強大得多。除了我們已經收容了好幾千名俘虜以外，自從離開德國國境以來，我們的戰利品一共有60架飛機，316門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在內），205輛坦克和600輛卡車。不過敵人雖已被迫向東退卻，但卻並未遭到毀滅——不久這個事實就變得很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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