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勝利-曼施坦因回憶錄(11)

一一

　　那是不會有任何疑問的，假使西方國家能夠盡可能提早在西線方面發動攻勢，則戰局的結果將會大不相同。不過這當然又還附帶著有另外一個假定，即波蘭的統帥部能夠具有較大的現實感。換言之，它在開戰時，不分散其所有的一切資源，企圖守住它所不能守住的東西，反之卻能集中其力量於要點之上，並為了爭取必要的時間，而有系統地戰鬥，這樣就可以使德國人真正的面臨著一個兩面戰爭的矛盾難題。波蘭部隊是很夠英勇，能夠堅持到底，這樣也許就能苦撐下去，直到盟軍達到了萊茵河時為止。於是也就可以迫使德國統帥部要認真考慮在波蘭方面叫停的問題了。

　　誠如施裡芬伯爵（Count Schlieffen）所說過的，較弱的一方面對於對方的勝利，作了其自己的貢獻。這一次的情形就是如此的。但就另一方面來說，除了因為我們敢於冒險，所以能獲得數量優勢和作戰性的利益以外，又必須承認我們在波蘭成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全者，還是因為德國的戰鬥部隊有了較好的領導和素質。

　　我們成功的速度中有一個主要因素，即為對於大型自足的坦克部隊，作了一種非正統性的使用，而更用一個遠較優勢的空軍來擔負支援。但是真正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除了德國軍人的勇敢與負責以外，還是德軍全體上下所具有的「精神」。誠然，德國重新武裝的物質成就，大部分是應該歸功於希特勒個人的努力，可是專憑數量優勢卻還是不一定能夠保證獲得如此迅速和完全的勝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們的那個小型「國防軍」（Reichswehr），雖然當時曾經為許多人所看不起，卻能夠從1918年的失敗中，使德軍的訓練和領導的偉大傳統得以復活。現有的「新國防軍」（Wehrmacht），要算是舊國防軍的兒子，它的成就為發現了一種方法使戰爭不再退化為靜態的戰爭。在新的工具幫助之下，德軍在機動作戰中重新獲得了真正的領導藝術。個別的領導力發展到了一時無兩的程度，這也正是我們成功的真正秘密。德國的新國防軍已經光榮地通過第一次考驗。直到此時為止，陸軍的總參謀部可以完全不受外來的干涉，自由地採取行動。軍事指揮官保有完全的指揮權。部隊所打的是一個純粹軍事性的戰鬥，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戰鬥中還可能保持著古代騎士的俠義風度。

　　10月15日，陸軍總部中作戰部門的胡辛格上校（Col. Heusiger）來看我們，帶來一個好消息，說在這個月底，我們集團軍群總部也就移住西線了。我們現有的地位將用第8 集團軍接替。不久以後，我自己也奉命於10月21日，到設在左森（Zossen）的陸軍總部中去接受新的作戰命令。

　　我于18日離開羅茲城，中途還去看了一看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妻舅，他正負了重傷在布裡斯勞的醫院中休養。

　　於是就等著面臨一個新任務。

　　第四章陸軍總部的失勢

　　很快樂地逃避了在波蘭擔負佔領軍的任務，那是毫無樂趣的。我們這個總部於1939年10月24日，達到了西線，開始接管新成立的A 集團軍群。我們所指揮的為第12和第16兩個集團軍，其前線各師沿著比利時南部和盧森堡的邊界，展開佔領陣地，其後方部隊則一直向後進展，到了萊茵河的右岸。集團軍群總部決定設在科布侖茲（Coblenz）。

　　我們遷入了萊茵河畔的李森·弗爾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旅社，當我在青年時期在附近的恩格爾斯（Engers）鎮上當軍校學員的時候，總是認為這是一個最優美的建築物。但是在今天，由於受了戰時的限制，這個著名的建築物不免黯然失色了。我們的辦公室就設在一所古老的建築物中，到戰爭發生時為止，那裡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侖茲師的師部。這些過去很美觀的房間現在都顯得空洞而陰沉。距離房屋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古樹所構成的方陣，中間立著一塊頗饒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滿了誇大語氣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國駐科布侖茲的司令官所樹立的，用來紀念拿破崙大軍團在征俄的行軍中，渡過萊茵河的地點。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侖茲駐軍司令的俄國將軍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見這個紀念碑！

　　在我的提議之下，我們司令部中的作戰部門又增加了一位老總參謀部軍官。在那個時候，他還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他在1944年7 月間，因為是一個參加謀刺希特勒陰謀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時的陸軍總參謀部中，垂斯考在第一處（作戰）中服務，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個最有才能的軍官，也是一個熱烈的愛國者。他的頭腦敏銳，風度優美，有儒士的作風，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門，為前軍政部長和總參謀長，法爾根漢（V. Falherhayn）的女兒。在那個時代的柏林軍事界中，再沒有比垂斯考夫婦更受人歡迎的。

　　垂斯考與我個人之間，具有親密的友誼，這是當我們在總參謀部同事時，就已經發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侖茲同事時，他也給予我以極有價值的協助，為了使我們集團軍群的攻勢計劃能夠被採用，我們也曾一同努力奮鬥。以後當我出任裝甲軍的軍長和集團軍司令時，我都曾經一再要求調垂斯考為我的參謀長。可是我的要求卻都被上級拒絕了，其理由也很特別，那就是說我不需要這樣一個聰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裡，最後上級卻準備推薦他出任我的集團軍群參謀長時，可是那時我卻又無法接受，因為我的作戰處長，布西將軍（Gen. Busse），也是同一年資，並且在我們一同經過的許多戰鬥中，更已經充分的表現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我為什麼要在這裡重述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為有一些與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經散佈流言著說，我之所以拒絕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是一個可靠的納粹黨人。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夠認清，我從來不曾根據這個標準來選擇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侖茲的時候，是一個「沉悶的冬天」，那麼若能讓我們一心準備在明年春天發動攻勢，則未嘗不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卻想在同一個秋季中發動攻勢，當這個被證明是不可能的以後，就又想至少能夠在冬季中發動攻勢。當他所寵信的空軍氣象專家預測有一段良好天氣的時候，他就立即發出用代字的密令，要部隊開始進入其最後集結地區。可是每一次，氣象專家的預測卻總是失敗了，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變成了爛泥潭，就是嚴霜大雪，使坦克與飛機無法使用。其結果是一再收回成命。

　　這種反復無常的辦法，對於指揮官和部隊都是同樣頭痛。在這個階段中，希特勒對於凡是不合於他自己願望的陸軍報告，都充分的表示不信任。當本集團軍群總部一再報告著說，連續的大雨已經使攻勢的部署暫時無可能性時，他就派了他的侍衛長，希孟德（Schmundt），親自來視察地面上的情況。用垂斯考來應付他可以說是最合理想。他花了一整天的時間，拖著他過去同一個團隊中的老朋友，在那寸步難移的道路上走著，有時更穿過泥濘的耕地、沼澤的牧場和溜滑的山坡，所以等到夜間他們回到總司令部時，希孟德是已經完全累垮了。自從那一次以後，希特勒就再也不用這種方法來考驗我們天氣報告的真實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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