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94)

九四

　　16.秋千上的女孩

　　當這本書即將問世的時候，離莫妮卡·萊溫斯基和總統最後那次見面正好剛過一年。到現在為止，他仍然不時浮現在她的腦海中，無論是在難以入眠的夜晚還是白天她本應清醒著的時刻。而在她的睡夢中，他更是常客了，「有幾個早晨，當我醒來的時候，我感到難以自已地思念著他，我的頭腦、心臟、身體乃至我的每一盎司的存在都感受到這思念的痛苦。」她說，「我如此劇烈地懷念著他佔有我的方式。」

　　他能夠輕易引起她的情緒波動，從溫柔、渴望到自憐、內疚再到憤怒。「最近一個時期，」她補充道，「我只要把眼睛閉上，就仿佛回到我在白宮東樓的那個小小的辦公室，電話鈴響了起來，我屏住呼吸，確信電話那頭響起的將會是那個聲音，那個對別人如此生硬，對我卻如此親密的聲音，那個充滿著渴求、悲傷和欲望的聲音。

　　「很奇怪，我的心開始劇烈跳動，好像我真的在那裡一樣。有時候，我懷念接了電話之後去橢圓辦公室的那種緊張的歡樂，我的心跳飛快，臉頰暈紅，只要想到他靠近我時他的氣味、他的觸摸、他身體的溫度，我就興奮。我會迫不及待地和這個『英俊先生』吻在一起，品嘗愛情的甜蜜。

　　「我不能相信，和總統的這份感情已經結束了，那溫柔的觸碰和有力的擁抱也隨之一去不返了。我也同樣懷念那常常映入我眼簾的他沉迷的眼神和寬厚的微笑。」

　　但是，她對於那段浪漫日子溫馨的懷想，最後總會被憤怒所代替。她不可避免地會想到總統是如何指著她對全世界說，他和「那個女人」沒有任何性關係。這份又愛又恨的情感，讓莫妮卡心中充滿矛盾，「有多少日子我思念他，希望在電視裡看到他的音容笑貌，就有多少日子不想再看見他，我關掉電視機，看到他就不舒服。」然而，無論多麼為之傷心欲絕，現在莫妮卡更把克林頓看做一個政治家，而不是一個男人，一個政治家可以對她和國家撒謊。她說，「我從來就知道他不是一個很誠實的人，但是去年的事件，讓我知道他比我想像得更不誠實。現在我知道他是一個自私的人，無時無刻不在撒謊，這一點讓我心中憤恨不已。」

　　可以理解，莫妮卡的家人和密友也有這種憤怒感。對於克林頓既扮演著她的男朋友又扮演著一個總統的角色，她和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之間產生了難得的分歧。凱瑟琳宣稱，「他是我的總統，他的年齡是她的兩倍，有著一個幾乎和她一樣大的女兒，我不能原諒他的行為。」

　　在整個醜聞發生的這段時間裡，莫妮卡的父親一直都不願意評論總統，他在上電視的時候，以沉默面對電視主持人芭芭拉·沃爾特、拉瑞·金還有凱蒂·科林斯的問題。自從斯塔爾的報告出版和特裡普的錄音公開以後，他的心腸就變硬了。今天，他毫不含糊地聲明，「我恨他這個爛人和他所做的一切。把美國總統稱為寄生蟲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事實上，他就是。他對我女兒所做的一切，都讓我很生氣，莫妮卡才比切爾西大幾歲，我相信他不會認可別人對他的女兒做這些事情。他是一個懦夫，沒有勇氣承擔他所做的事情。」

　　就像深深地憎恨在她需要的時候拋棄她的總統，莫妮卡對琳達·特裡普和她那一夥背叛了她和總統的人，懷著刻骨不滅的仇恨。「我的怒火四處遊走。」她悲傷地說。這份仇恨持續了很長時間，直到她能夠把這種感情拋到腦後，她真正找回以前那個完整的莫妮卡，可以繼續前行了。當她決定要起訴特裡普非法錄音的時候，她很明白這個案子會讓她去重新回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過去，那些她一直試著忘記的過去一直糾纏著她的現實生活，阻止著她奔向新生。

　　和仇恨為伴的是巨大的內疚感。她為自己導致的麻煩和痛苦感到害臊，不僅是困擾了她的家人和她的朋友，還有總統的家人，尤其是切爾西·克林頓。莫妮卡到現在仍然不能相信——更不用說接受，三年前那次興奮的、夾雜著偷偷摸摸的調情所開始的一段故事，隨著美國歷史上第一次彈劾選舉總統而消逝。

　　1998年12月中旬，國會以微弱多數的投票通過彈劾克林頓的決議時，莫妮卡不禁強烈自責，「我太對不起他了，」她說，「我哭了又哭，覺得太不幸了，不能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她為總統的不幸狠狠責備著自己，她對自己說，如果當初她不相信特裡普，這之後一系列的悲劇都不會發生。其實，就像國會立法者喜歡說的那樣，她的論點只是一個「假設」。當葆拉·瓊斯案中，總統在斯塔爾的大陪審團前說出自己的證詞，就已經宣告了他的倒臺。

　　傷心的莫妮卡整天窩在床上，無法忍受那些新聞，眾議院在投票彈劾總統，甚至就在這個全國最高行政長官動員全國的武裝部隊，和英國一同出兵，對伊拉克實行大規模的轟炸的時候。美國人對此迷惑不已，又憂心忡忡。

　　這整個事件所具有的政治審判特點，帶有專制時期前蘇聯的烙印。國家的調查官實行恐怖政策，讓母子猜忌，把戀人分開，讓家人離棄，使朋友反目，在這裡，結局早在事情開始之前就被寫好。一些觀察者慷慨地把這個事件和劉易斯·卡洛爾筆下的《愛麗絲漫遊奇境記》作比較，在書中，紅桃皇后不停地大叫，「不，不……先處罰再定罪。」

　　無論何種標準，彈劾之爭都顯得太過超現實。一場審判暴露出美國法律系統正瀕臨沸點，同時正義則降到最低點，這是系統對常識的勝利。國會決定彈劾總統，根據就是那個男人找人代寫的報告，而他根本沒有見過關鍵證人，更別說面談了。這個報告的基礎則是在一個一邊倒的法官面前的宣誓。在這樣的法律圈套中，一個人夠聰明的話就能在大陪審團面前「起訴一塊芝士三明治」。

　　然而，所有這些質疑都被扔到了一邊，國會投票通過總統因為兩項條款而被彈劾，一個是在大陪審團面前發偽誓；另一個是妨礙司法公正。這兩條「彈劾的理由」不久從低級立法機關，也就是眾議院，被送到參議院，在參議院裡，正式審判從1999年1月7日開始。100個參議員都宣過了誓，成為陪審團成員，他們中只要有三分之二的人通過，就可以讓總統下臺。然而共和黨在參議院中並不占絕對多數，許多觀察員認為這個舉動是荒謬的、毫無意義的，只是一次用來摧毀整個國家的聯繫而已。

　　對莫妮卡來說，參議院這次對克林頓總統的歷史性審判，激起的不僅是她的焦慮和悔恨，還有憎恨，當參議院討論是否需要召集證人時，這個提議顯然是共和黨的調查官和克林頓對手們所衷心希望的。每天她都渾身顫抖地等著知道，是否要作為證人出席審判現場，是否要在參議員面前被拷問，而這一切都會在黃金時段的電視節目中播出。在她的冰箱裡有兩瓶酒，一瓶是高度的伏特加，另一瓶是她最喜歡的Veuveclicquot香檳，如果她被要求出庭，她就拿前者灌醉自己，如果沒有，她就拿後者來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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