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80)

八〇

　　在莫妮卡成為頭版新聞人物的這一個月中，萊溫斯基家中的秩序大亂，她的父母都很嚴肅地考慮過自殺問題，而她的弟弟邁克爾把麻煩都憋在了心中，「我背了一個沉重的包袱，無論我遇到什麼，我都把它扔進我身後的背包中。」他簡單地說。至於她的朋友們，凡是與她通過電話的人都接到了調查通知，甚至把他們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全盤招供了。

　　當斯塔爾的調查員脅迫她的弟弟，騷擾她的父親，把她母親逼到崩潰的境地，這一切莫妮卡被迫袖手旁觀。而她也不得不無助地看著Oic把她的朋友們傳喚到大陪審團面前。這對於她來說，真是可怕的時光。他們拿走總統送她的禮物，念她的私人郵件，聽她最毫無防備的隱私的對話，調查她的讀書目錄，搜查她的住處。現在，他們不滿足利用母女關係，還想考驗她和朋友們的友情。

　　每天，她和她的母親都會坐在電視機前，看著那些她們關心的好朋友——例如貝蒂·科林斯——被傳喚到法院，每次看到這樣的景象，她們都心中刺痛。她沒辦法知道誰接到了電話，也不知道他們會說些什麼，更不知道他們怎麼看待醜聞中的她。作為一個天然的悲觀主義者，她認為他們都會輕視她，因為她投入的這場戀愛，因為她差點讓總統下臺，更因為她把他們牽連進了這團混亂中。

　　她母親這樣描述她們一起坐在電視機前等著壞消息的場景，「莫妮卡把電視調到新聞頻道，然後坐下來盯著屏幕。一輛車門打開了，開始你看不清出來的是誰，當他們走近的時候，攝像機會推上去，可能你看到的是一個金髮女人的臉，莫妮卡就開始哭，『哦，上帝啊，是阿希莉。』無論是誰，她都會淚流滿面。他們成天跟蹤她已經很過分了，她最不能忍受的是，還要看著朋友們一個個被傳喚去受審。而他們的惟一罪行就是沒有拒絕聽她的傾訴。」

　　諷刺的是，就在莫妮卡感到對不起內莎、凱瑟琳、阿希莉和其他朋友的時候，她們也同樣覺得被迫供出朋友的隱私是一件很肮髒的事情，同時也明白他們的證詞可能會把她送進監獄。在結束庭訓之後，有幾個朋友通過他們的律師向莫妮卡傳達了她們對她的愛和支持，這是這片悲哀的海洋中僅有的安慰了。

　　內莎是她知己中第一個告訴全世界，莫妮卡拿總統的一根雪茄幹了什麼。內莎記得，「我出庭作證的某個時刻，突然出了一身汗。我意識到自己在對著一屋子的陌生人講自己朋友的事情，而那些人因為她和總統發生了性關係就想定她的罪。」

　　內莎、阿希莉、黛布拉和其他很多人被迫如實說出他們和莫妮卡私下交談的內容，顧不得那些是不是對她有害。對於凱瑟琳·奧爾黛·戴維斯來說，情況更為複雜，因為她那時住在東京。她不僅接到了一張傳票，連她在五角大樓工作時用來和莫妮卡互發郵件的那台電腦都被要求檢查。3月中旬，當FBI探員正在努力搜尋她電腦硬盤中的內容時，凱瑟琳也從東京飛到了華盛頓。17日，她必須在大陪審團面前提供證詞。她發現這個經歷是一次讓人難堪的羞辱。「簡直糟透了。我不是一個假正經的女人，但是在莫妮卡的性關係這個問題上，他們也問得太詳細了。我覺得回答這些問題，就是冒犯了她。我覺得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談論另一個女人是不對的，令人厭惡的。」

　　「更壞的是，我感覺他們在利用我抓她的漏洞，迫使她順服，證明她在書面陳述中撒了謊。那太可怕了。他們想起訴她，讓她告總統的密。在法庭上有一刻，我想，『天哪，我在這兒幫這些人扳倒美國總統。』」

　　就好像冒犯別人是一件很紳士的事一樣，Oic探員打印出了她電腦裡所有的郵件，不管對於這個案子是否合適。然而這些對斯塔爾的調查沒有絲毫幫助，因為之前她已經刪掉了部分

　　信息。很幸運，凱瑟琳聰明地保存了那些莫妮卡提到維農·喬丹和找工作的信件。這些信件表明，在葆拉·瓊斯案把莫妮卡牽涉進來之前，喬丹律師就已經在幫她找工作了。不可原諒的是，斯塔爾手下的調查員無視凱瑟琳和她律師的抗議，把她的一些有關家人的私人信件公開了，其中有些寫到她對丈夫克裡斯的感覺。後者在特別調查官的國會報告中也有提到。

　　這件事情對凱瑟琳是毀壞性的打擊，「我一生當中從未如此憤怒。」她說，「把你的私人情感向全世界公開和朗讀，簡直令人髮指。我發現很難處理這個問題，我恨政府，恨他們在這個案子中對人們所作的一切。上次我說服自己參加投票。因為我父親是英國人，所以我正鄭重考慮是否要放棄美國國籍。」克裡斯是一家企業的主管，他也強烈感覺到他們的隱私被「無恥地」侵犯了。「我們在這場鬧劇裡純粹是次要人物，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但是我們的公民權利被這些奇怪的政治程序踐踏了。」

　　有趣的是，通過莫妮卡、凱瑟琳和其他人的經歷，全世界使用電腦的人都從斯塔爾調查中學會了，「老大哥」在監視著一切。現在，許多公司教導員工寫機密郵件時要當心，好像有人正站在你背後看你寫的東西。

　　所有被迫踏入「斯塔爾王國」的人都很快看到美國夢的黑暗一面，這非常重要。莫妮卡的朋友們都是有著自由意志的、守法、富裕的中產階級白人。他們都開始瞭解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政府、司法部和媒體有著無節制的權力。舉個例子，瑪西婭·劉易斯通過她的朋友比爾·馬丁——她堅定的非裔美國律師——瞭解了另一半人的生活。他們一直生活在恐懼當中，每天都要面對種族主義的鎮壓，尤其是針對黑人的。「當我和比爾一起在附近散步的時候，有人上來擁抱我，對我說『你是我們中的一員。』」她清楚記得那些人既不是媒體，也不是富裕的美國人，而是這個社會的另外一些受害者。

　　事實上，從1月21日，事件爆發以後，莫妮卡就是一個主要犧牲者，她好像被流放到了另一個世界，一個由丹·拉瑟統治的靜止而黑暗的世界。每天早上8點左右起床，拿半個百吉餅、一份奶油芝士和一杯咖啡當早餐。看CNN的新聞或者在父親的電腦上上網，生怕錯過了有關她的任何消息。

　　中午，在吃「體重控制者」的「瘦身特餐」午飯前，她會一邊踩著鍛煉的單車，一邊把電視調到法制節目《真相重擔》，這個節目在這段時間一直關注著斯塔爾調查的進展。「我沒有耐心看報紙，我集中不了注意力。很多時候，我想著這個案子，覺得很迷惑。我就好像上了一個法律速成班。」

　　晚上，她不停地換著電視臺，看著一些類似於《拉裡·金現場》、《Geraldo》等節目，那些節目持續報道一些最新的法律事件，只有她能看懂其中的重要性。她的新生活方式是一種多餘的受虐心態，也反映了她的性格，她想要能夠掌控自己的生活，同時，也想懲戒自己，因為她不得不無助地看著自己的生活被一點點撕碎。

　　每天這樣尋找著有關的信息，她常常能聽到電視專家詆毀她的生活方式、她的衣服和她的品德。「在他們眼中，我是一個傷心、可悲的失敗者，喜歡出風頭，弄出了一段跟總統的不光彩關係。」當然，如果莫妮卡不去注意她的法律小組在做什麼事情，不去看電視，她可能不會那麼痛苦和煩惱，但是，這不是她的處世方式。從三月中旬開始，她會去市區內特·司貝斯的辦公室，幫忙整理和調查有關案情的資料，就像一個治療專家在對付一個重病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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