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妮卡的故事(79)

七九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說這場醜聞還能讓人得到什麼的話，那就是讓父親和女兒再度親密地在一起，過去幾年中，他們之間的關係似乎隱藏著一些誤解和矛盾。莫妮卡認識到，「我爸爸那麼支持我，這真是太好了。」同樣，他們也知道，要完全修復他們的關係，還要作很多努力。

　　對於瑪西婭·劉易斯來說，有些事情再也不會回到從前了。2月上旬在大陪審團四號房間作證的經歷，是她記憶中的一個傷痕。她知道自己說出的每一個字都有可能把女兒送進監獄。當她談到這段經歷的時候，好像來到了靈魂中最黑暗恐怖的角落。她很困難地講到在大陪審團面前的證言，費力地吞咽著空氣，好像潛入了深海中一個不可測的洞穴。

　　瑪西婭已經徹底輸掉了避免出庭作證的戰爭，她覺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條語言的雷區。她竭盡全力不傷害女兒，但是知道自己必須說實話。舉個例子，如果檢察官問她那條沾染了精液的藍色裙子在哪裡，她只能——同時她也知道，遠在洛杉磯的莫妮卡會在電視上看到自己，就像那天在麗池卡特賓館的1012號房間裡激發莫妮卡鬥志一樣，她現在也想讓莫妮卡明白，在聯邦大陪審團面前出庭作證，也是可能的。

　　第一天，她對付過去了。但是第二天，2月11日，到達法院之前，她已經惴惴不安。早上，她就讀到一條惡意的評論，裡面說她在某方面只是一個野心勃勃的貝弗利山莊「攀岩者」，積極鼓勵女兒和總統發生關係。其實，她花了兩年痛苦的時光，來勸說莫妮卡結束這段關係。

　　第二天的反復詰問中，她被問到她祖母巴布什卡的家庭昵稱「巴巴」，這個綽號曾經被莫妮卡用來稱呼希拉裡·克林頓。聽到這裡，瑪西婭崩潰了。她解釋自己的反應說，「這些人攻擊了我整個家族，對我來說，家人是這個世界上我最重要的東西。他們跟蹤我的姐姐、我的兒女和我。現在檢察官居然提到我已經去世26年的祖母，我小的時候，父親死了，母親要出去工作，是我的祖母帶大了我。

　　「他居然敢在這個邪惡的地方提到我祖母的名字，這太過分了。我想，他們不可能用一紙傳票把我死去的祖母召到法庭上來，那麼他們還能幹什麼？去把她從墳墓裡挖出來？我害怕如果我從法庭上一走了之，他們會逮捕我，所以我垂下頭開始大哭起來。你必須在23個陌生的陪審團成員面前講話，講那些有關你和你家庭的最隱私的事情。你家裡再也沒有什麼事情不能拿出來攤在這些陌生人面前了。」

　　聽訟會被迫中斷，瑪西婭拒絕斯塔爾手下的檢察官碰她，她認為是他們造成了她家庭的種種麻煩。只有當她的律師比爾·馬丁走進法院的時候，她才有一點反應。他輕輕地把她攙到洗手間，在那裡，她歇斯底里發作了一通，最後虛脫倒在了地板上。

　　恢復平靜之後，她離開了法院。比爾·馬丁對聚集在外的媒體說，「沒有一個母親會被要求控告自己的女兒。」後來，瑪西婭去巴爾的摩看了一個精神病專家，尼爾·布朗伯格。就算僅僅是為了感謝比爾·馬丁的關心，瑪西婭也要努力讓自己儘快從這次創傷中恢復過來，比爾不只把她當作自己的委託人，而是當作一個真正的人。他成功說服權威人士允許她寫一份書面陳述，而不用再次出庭面對大陪審團。

　　當莫妮卡回到華盛頓，見到她母親的時候，她就像見到了一個陌生人。瑪西婭講述著發生的一切，好像她是一起強姦罪的受害者。她不停地哭著，而她的女兒徒勞地安慰著她。「對她來說，這真是一次黑暗、粗暴的經歷。」莫妮卡說，「這是我的媽媽……我恨那些狗娘養的對她做的一切，我恨他們。」

　　瑪西婭·劉易斯在法院裡那蒼白、孤獨的身影給斯塔爾帶來了不少麻煩。他利用母親對付女兒的策略更是如此，還遭到了白宮的指責。比爾·金斯堡攻擊這次對瑪西婭的「折磨」時表示，「把一個母親扔到一座火車面前，這是給莫妮卡在內的其他人一個明顯的信號：我（斯塔爾）要來硬的了。」瑪格麗特·卡爾頓在一篇雜誌文章中指出，「現在，我們注意到，在政府控制下，我們跟自己孩子們的交談也不再安全……在肯尼斯·斯塔爾的美國，媽媽必須說，或者離開。」

　　看到前妻孤獨無助地從法院中走出來，伯尼·萊溫斯基越來越感覺到自己應該站出來為這個家庭說一些話。因此他告訴金斯堡他將和芭芭拉·沃爾特一起上ABC電視臺，第一次接受電視採訪。律師最初猶豫了一下，但是還是答應了。（這件事後）當伯尼和瑪西婭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她拉住他的手，說，「這一定是每個父母的噩夢」，他立刻覺得非常同情她。在2月20日播出的20分鐘的採訪中，對於瑪西婭遭受到的對待，他幾乎不能控制自己的怒氣，「利用母親去對付女兒，強迫她開口，讓我想到麥卡錫時代的審訊，如果再往前一點，還能想到希特勒時代。」

　　這次採訪播出後，莫妮卡打電話給父親表示祝賀。她住在位於水門公寓的黛布拉姨媽家中，當她正和父親通電話的時候，她注意到母親走到陽臺上，一邊嗚咽哭泣，一邊對她做著手勢。瑪西婭的每個動作都充滿了絕望，莫妮卡被突如其來的恐懼抓住了，她覺得母親會縱身從樓上跳下去。她沖了出去抱住母親，試圖安撫她，但是瑪西婭劇烈哽咽著，推開她，說自己不想和她說話。然後就走進廚房，在地板上把自己綣成一團，號啕大哭。莫妮卡感到很無助，「我從來沒有見過媽媽像這個樣子，印象當中的媽媽是一個能把任何事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人，總是能給我們擁抱、親吻，告訴我們解決辦法。現在，她就在我面前轟然倒塌了。」

　　莫妮卡打電話給黛布拉姨媽和金斯堡，金斯堡叫她不要叫救護車，怕媒體會報道她和瑪西婭的事情。最後，瑪西婭平靜了下來，母女倆人做了一番貼心長談，談到那些讓她們煩惱的事情。瑪西婭說，困擾她的不光是在聯合大陪審團面前的那次折磨，還有後來的那些惡意的評論，他們竟然對人們暗示，說她在法院的崩潰是裝出來的。還有她和黛布拉都一直擔心她們的什麼言行可能會把莫妮卡送進監獄裡。事實上，瑪西婭和黛布拉認為她們得為莫妮卡的命運負上責任的可怕念頭，啃噬著她們醒著的每一分鐘。「認為她們的證詞可能給我帶來厄運的想法，像一片烏雲籠罩著我們的生活。」莫妮卡回憶道。

　　那天晚上，莫妮卡根本沒有睡著，她很擔心瑪西婭的精神狀況，怕她會去自殺。後來淩晨4點，莫妮卡終於睡著了一小會兒，但是不久就被隔壁她母親房間傳來的一個奇怪聲音吵醒，就像一個動物在受著折磨。「我走進她的房間，她在哭泣，說她不想進監獄，害怕不斷妄想著未來要發生的事情。最後，她終於讓我抱住她，自始至終她都在不停地哭。」第二天，曾經在法庭崩潰後看過瑪西婭的精神病專家尼┒·布朗伯格來她們的公寓看她，他堅持瑪西婭必須照著他開的處方進行治療。在正常的情況下，她這樣的狀況必須送到醫院裡治療，但是話說回來，在正常的情況下，她又怎麼可能遭受這樣的難以忍受的壓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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