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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十月十二日,我又去找他們。他們回答了我以前提出的許多問題。我還告訴他們從關島起飛後基辛格座機的無線電呼號。他們對我很熱情,並要求我告訴基辛格,中國歡迎他來訪,而他的訪問已不會遇到什麼困難了。他們同樣歡迎尼克松訪華。為了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尼克松總統表現了很大的勇氣,他將受到中國的熱情接待。按照大使的看法,由於中國邀請尼克松訪華,因而蘇聯也邀請他訪蘇。大使詢問我,美國還有誰知道我們來往的事。

  我說據我所知,只有尼克松總統、基辛格博士、黑格將軍以及基辛格的有關隨行人員,而在巴黎只有我的女秘書南希·烏萊特小姐。我把她的名字和電話號碼寫給他們,並說他們如果有緊急的事,而我又不在巴黎,可以與她聯繫,後來他們與她聯繫過。大使告訴我,中國知道此事的人很少,而在使館裡只有魏和趙知道。他還提到基辛格建議以渥太華為談判地點,因為中國已在加拿大設立了大使館。但是他們認為那裡不是合適的地點。他們喜歡通過我和他作為溝通兩國政府的渠道。

  在下一次見面時,在談論公事之余,大使在閒聊中問起為什麼美國已決定不生產超音速飛機。我說,按照我的看法,這是一個錯誤,我們在不久的將來要生產這種飛機。大使同意我的看法。

  十月十四日到十五日,我又去中國大使官邸,談的還是有關基辛格訪華事宜。他問我美國軍人在美國生活中的作用。我告訴他,他們是國家的雇員,就國內情況而言,並不是衛士。他們不能競選公職,軍人在政治上沒有地位,而且在參加政治集會時不能穿軍服。我國還有一條奇特的法律,它規定,如果在最近十年內曾在軍界任職的人不能當國防部長。我覺得,這種規定對軍人來說是不公平的,而且把軍人當作危險人物來對待的,這在美國歷史上是一件不合理的事。大使聽了這些話後也感到迷惑不解。他問起馬歇爾將軍和艾森豪威爾將軍的情況。我說馬歇爾將軍是國會破例通過一項法令後擔任公職,而艾森豪威爾將軍作為總統候選人參加競選以前,放棄了五星上將的軍銜。我還提到,有一次蘇聯人曾問起我能否參加競選,我回答說不能。我們的蘇聯同僚說他可以。我說:「是的,但是我有一點比您強,因為我可以站到反對派一邊,而您卻不能。」大使哈哈大笑,雖然在這方面,中國與蘇聯的情況並無區別。

  我隔幾天就找中國大使,經常定期會面。十一月十八日,我們商定在北京時間十一月三十日清晨五點、華盛頓時間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四點,雙方同時宣佈尼克松總統訪華日期,總統訪華為期七天,訪問北京後還訪問杭州。美方原來建議宣佈尼克松總統訪華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日,但中國方面不同意。在我追問其理由時,他們說因為那天恰好有一位北越高級領導人在北京訪問,因此感到為難。他們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宣佈尼克松總統訪華。

  中國人屢次勸我喝他們的烈性酒,我強調說我要自己駕駛汽車,醉酒開車會被拘留,所以總是謝絕。我終於決定對他們講一個關於俄國人酗酒的故事。他們很喜歡聽有關俄國人的故事。有一次赫魯曉夫訪問美國,他對艾森豪威爾說他看到許多美國人酗酒。艾森豪威爾對此感到吃驚,他並不認為美國的酗酒者比別的國家多。赫魯曉夫堅持他的觀點。於是,艾森豪威爾從辦公桌抽屜裡拿出一支手槍遞給赫魯曉夫說:「如果您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許您向他開槍。」赫魯曉夫把手槍裝在口袋裡,來到了紐約。他在蘇聯駐聯合國使館過夜,第二天早晨在紐約市到處溜達。他在帕克路和八號街口碰到一個醉鬼,他向這個醉鬼開了一槍。然後,在麥迪遜路和八十二號街口向另一個醉鬼開了第二槍。到列剋星頓路和八十四號街口又向第三個醉鬼開了槍。第二天,紐約各報都在頭版用大標題刊登消息:「三個蘇聯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殺。」他們聽完我講的故事後,都放聲大笑。

  這一天,大使問我是否陪同基辛格訪華。我說我對此事還一無所聞。大使說,他曾向他的政府官員談起過我,說我為打開關閉二十五年之久的中美關係之門出過力。我也很希望隨同基辛格訪華,但最後並未成行。

  十一月二十日,中國大使打聽基辛格與北越人的會談為什麼取消了。我說基辛格原來約定與黎德壽會談。但開會前二天,他們突然通知說黎德壽不能出席。因此,基辛格拒絕會見級別比較低的官員。

  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我去中國大使官邸時告訴他們,我將陪同尼克松總統去亞速爾群島。同一天,我發電報給黑格將軍,告訴他我在陪同尼克松總統訪問羅馬和馬德裡時,我的名字沒有列入隨行人員名單,沒有專門的房間,也沒有事先為我準備交通工具。我希望這次訪問不會發生類似情況。我接到黑格將軍親切的答覆,說這次將作為總統十分信任的翻譯給予妥善的安排。

  尼克松總統曾指示我向中國要求釋放理查德·費克圖和約翰·唐內,這兩個美國人被指控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中國監禁已達二十餘年。總統在信件中指出,如果中國作出反應而釋放他們,將在美國受到高度的評價。中國大使答應轉達信件,但當時並沒有答覆。我動身回到美國,然後陪同尼克松總統到亞速爾群島。在我離開巴黎期間,中國方面派人告訴我的女秘書南希·烏萊特,宣佈他們將釋放費克圖和唐內。幾年以後,我見到了這兩個人,我把他們介紹給我的女秘書,並告訴他們,我曾要求釋放他們,而我的秘書當時曾接到釋放他們的通知。

  十二月二十日,我又到中國大使官邸,大使說他在電視裡看到了我和尼克松以及蓬皮杜總統在亞速爾群島時的情況。我的聲譽顯然提高了。他們還讚揚了南希·烏萊特,她與他們打交道時非常謹慎和能幹。我說我知道,正因為這樣,我請她當我的秘書。此外,中國大使對印度一巴基斯坦戰爭的進展感到憂慮。

  聖誕節那天,他們打電話給我,向我祝賀節日,希望第二天能見到我。次日,當我到大使官邸時,他們熱烈地向我和美國人民表示祝賀新年。大使對我說,尼克松總統在亞速爾會議上處理貨幣問題時,與打開中美關係門戶時一樣,都表現出巨大的勇氣。他說,大家都同意這種看法,只有《紐約時報》的詹姆斯·賴斯頓例外。當周恩來總理稱讚尼克松總統的這種勇氣時,賴斯頓對周恩來總理說尼克松總統沒有這種勇氣。大使對中國在聯合國建立使館時美國給予的禮遇表示感謝。他還和我談起美國大量的糧食生產問題。我說蘇聯的耕地面積比美國多一倍,但是要用三十二個勞動力才能供養一百個人。而美國只需二個人。這不僅是一個機械化問題,因為蘇聯的拖拉機數量比美國多,這是由於美國在勞動組織方面作得更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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