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使命(56)_沃爾特斯

五六

　　儘管北越人十分粗暴無禮，我同他們個人之間還是保持了較好的關係。他們對於通過我進行聯絡表示非常滿意。日我知道我在法國的任期快結束，我就向基辛格博士和黑格將軍推薦了我的助手、駐法空軍武官喬治·圭上校。我說他將是一位同北越繼續保持聯繫的合適人選。他是一位風度出眾的官員，說一口漂亮的法語，而且有印第安阿貝納基人的血統，所以外貌有點象東方人。他為人十分嚴謹，而且我多次看到他表現出具有十分高超的判斷能力。基辛格表示同意。我當即通知北越方面，喬治將接替我的聯絡工作，並陪同他前往維特裡別墅，把他介紹給北越人。

　　在這之前，當我準備陪同基辛格博士去會見北越人時，我總要先派我的秘書南希·烏萊特乘另一輛租來的汽車到北越的別墅附近巡視一番，看是否有記者或可疑的行人。然後她就在事先約定的地點同我們碰頭，並向我們報告平安無事。我感到翻譯密碼太乏味，所以把譯密碼的方法教給了我的秘書。她為我翻譯來往的電報，使我騰出不少時間，減輕我不少工作。她在這段困難時期給我的幫助是怎麼讚揚都不過分的。在我們駐巴黎的大使館內，唯有她一個人知道我同北越人和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活動。在我會見北越和中國共產黨人這段時間裡，我經常擔心的另一件事，是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可能發現我的活動，並認為我要叛逃或同這兩個共產黨國家進行裡通外國的接觸。奇怪的是他們沒有發現。我離巴黎後，一位我在法國認識的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對我說，「哎呀！我一直以為你僅僅是一位頂呱呱的語言學家呢。」這是一句老實話，但是對一個即將成為他上級的人說這樣的話是不得體的。

　　我同北越本最後一次會見時，他們問起我尼克松和蓬皮杜在亞速爾的會談進行得怎麼樣，因為他們在電視新聞裡見到了我。我就告訴了他們，我不久將回美國擔任中央情報局副局長。武文充頗為酸溜溜地對我說：「但願你在這個職位上永遠不要做任何給我們提供把柄的事情而指責你。」我回答說我唯一關心的是我在那個職位上，永遠不做使我們國家有理由指責我的事情。他點點頭，未做進一步的評論。

　　我離職後，喬治·圭接替我同北越打交道。他的工作成績顯著，因商被提升為空軍準將。他同北越秘密聯絡，直到一九七二年談判轉為公開，基辛格能堂而皇之前往巴黎同越方會晤為止。

　　我在巴黎將近兩年半的時間一直同北越人打交道，但從未走漏過消息，沒有把當時發生的事情洩露出去。我在完成武官正常業務之外，還要擔任聯絡工作確有很多困難。這一點基辛格博士十分清楚，他曾多次給我鼓勵。我經常在基辛格的辦公室同黑格將軍接觸，他也特別理解我，給了我很多幫助。

　　同北越人打交道遠不如同中國人打交道有意思。我當時必須同時同這兩方面發生聯繫，但又要裝作他們彼此都不知道。有時我覺得我象一個玩雜耍的人向空中不斷地扔三個球：一個球是駐法武官；一個球是中國；一個球是北越。我很不謙虛地說——我希望這種不謙虛可以得到諒解——在這段漫長而令人厭煩的時間裡，這三個球哪個也沒有從我的手中落地。至少在同中國人打交道方面，我能夠看到些進展。堅冰逐漸消融，繼基辛格博士之後，總統又前往中國訪問。同北越的談判，役有明顯的進展，有的只是長時間的相互指責和緊張激烈的辯論。中國人很有風度，富於幽默感。越南人或許也有這種性格，但我所能說的是，他們如果真有這種幽默感，那麼，他們在這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內，在我面前隱藏得十分徹底。去和中國人見面總是使人感到激動和振奮，但去見北越人卻有點像去見牙科醫生。此外，北越人只供我用茶，而中國人的招待卻十分豐盛。

　　我同北越人打交道是有反感的，但我有服從命令的義務，還想到「向和平使者祝福」這種福音，反感情緒也就克服了。我失敗了，但並不是因為我沒有做出真誠的努力。我對基辛格博士的耐心，和他在執行華盛頓的正常任務之外，還毫無怨言地在漫長和疲勞的旅途上奔波的精神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有十分驚人的巧妙的答辯本領，他的對手從沒有能夠占上風。就我看來，有時他的涵養功夫和容忍態度簡直象個聖徒——儘管我把這個詞用在這位大博士身上不一定恰當，但他確實在過去談判者很少遇到的情況下作了最大的努力。

　　這對我是一次不尋常而有挑戰性的經歷。我必須同對方交談，還要在有限的人力、物力的情況下，組織完成當代一項極為秘密的使命。在這方面，過去長期搞情報工作和同具有不同文化、思想的國家打交道時積累起來的經驗，都對我很有幫助。談判期間，我讀過的越南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書籍（當然都是翻譯本），比我一生中其餘時間讀過的還要多。由於這些原因，我得以使他們承認我是一個對越南的國情、文化和歷史都有所瞭解的人。

　　我能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副局長並能在風雲四起和最動盪的時期在政府中任職，是由於我參加過同中共和北越兩方面的談判以及長期從事情報工作。一九七二年春，我結束了同北越和中共打交道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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