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27)_學達書庫

二七

　　幽默只是一種香味，一種裝飾，往往是只說話或者拼音時的一種花槍，譬如沃德、比林斯和納斯比以及「散夥了的義勇隊」那樣。而這一時流行的時髦的東西很快便過時了，名聲也就隨之而消失。有人說，一本小說純粹只是一種藝術品，如此而已。在小說裡，你決不要佈道，決不要說教。小說也許是這樣，不過幽默並非如此。幽默絕不可以教訓人自居，以佈道者自居，可是如果它要永遠傳下去，必須兩者兼而有之。

　　所謂永遠，我的意思是說30年。不論你布什麼道，看來不大可能超過這個期限。它所布的道，在當時是新鮮的，30年之後便不新鮮了，變得平庸了。到那時，這樣的佈道，誰也不會有興趣了。

　　1907年5月，從英國牛津大學拍來一封電報，馬克·吐溫又一次要到倫敦去了，因為這個聞名世界、在學術界有崇高聲譽的大學要授予馬克·吐溫文學博士學位。馬克·吐溫即使在這個巨大的榮譽面前，也沒忘記他的幽默。他在《自傳》中這樣描述他當時的心情：

　　這個獎勵是我任何時候都願意跑老遠去爭取的。

　　我對一個新的學位，像孩子一般地喜歡，就如同一個印第安人喜歡一張頭皮一樣。印第安人不掩飾他的喜悅，我也不掩飾。

　　我記得，我在孩子的時候，曾在路上撿到一枚踩得扁扁的舊時的小錢幣，當時認為這個小錢幣對我價值特別大，因為那是我不勞而獲的。我還記得，10年以後，在基厄卡克，我在大街上撿到一張50元的鈔票。我當時思忖，這張鈔票對我的價值特別大，因為那是不勞而獲的。我還記得，在這八年以後，在舊金山，當時我有三個月沒有工作，沒有錢，而在商業街和蒙哥馬利街交叉的十字街頭撿到一個一角錢的錢幣，認為這個銀角子比100個賺來的銀角子還要叫人開心，因為那是不勞而獲的。我一生中得到過幾十萬塊錢，因為是我賺來的，所以除票面價值外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至於那些錢是什麼時候到的，那些細節、日期之類，在記憶中便很模糊了，在很多情況下統統忘掉了。反之，我上面說的那三次不勞而獲，在我的回憶中卻永遠是何等鮮明啊！

　　按照現在流行的某些說法：馬克·吐溫的話語系統，正體現了馬克·吐溫一種無與倫比的對生活的熱愛。不論是在作品中，還是在生活中，他的存在就仿佛是一面象徵活潑生氣明快色調的旗幟，永遠帶給人們笑聲和希望。

　　歷史可以證明，馬克·吐溫實際上是一個富於政治熱情，同時也極具政治頭腦的反帝戰士。1898年，63歲高齡的馬克·吐溫參加了「美國反帝國主義聯盟」，並成為這個世界性反帝組織的領導人之一。

　　1905年，沙皇俄國爆發了爭取民主的革命，當時的美國也舉行了盛大的募捐活動，支援俄國人民的鬥爭，在一次紐約舉行的籌募大會上，馬克·吐溫寫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會場上去宣讀。《紐約時報》發表了這封信，這封信後來成了證明馬克·吐溫政見的一個重要文件。

　　當然，我對俄國革命深表同情，這是不消說的。

　　我希望它會成功。現在我和你交談了，就更加大膽地相信這一點。我認為，那個只為一個寄生蟲的家族及其一夥懶惰而邪惡的親屬擴張權力著想，輕諾寡信，專靠謊言和欺詐維持統治地位的政府，在俄國已經延續得太久了。我們相信，這個已經覺悟起來的國家，有了日益增長的力量，定能很快就推翻那個政權，建立一個共和國，取而代之。我們有些人，包括白髮老人在內，都可能活著見到那個可喜的日子。到了那個時候，世界上的沙皇和大公爵們一定會所剩無幾，我相信這類人物在天堂也是少有的。

　　而當著名的俄國作家高爾基在這個讓人捉摸不透的國度受到冷落甚至指責的時候，又是馬克·吐溫站出來為他主持公道。他接見到他家來訪的新聞記者，坦率地說出了他的意見，仍然強調高爾基這個作家的偉大：高爾基寫了許多作品，他的確很有名；這次他到美國來，是要靠他的聲望起到號召的作用，推動募集捐款的運動，支援俄國的革命。現在他受到人身攻擊，就無能為力了。這是很不幸的。我原來覺得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可以促進這個運動；可是現在他的力量被削弱了。其實報上所宣揚的那些事情在俄國是可以原諒的，只不過是與我國的習俗不合罷了。我並不認為他的本領完全被摧毀了；但是他說別人的功能當然是被削弱了。每個國家都有它的行為和習俗的法則，凡是到外國去訪問的人都必須適應那個國家的習俗才行。

　　正是因為有著那種獨特經歷所賦予他的政治素質，馬克·吐溫幾乎在任何一次國際政治事件中都沒有掉過隊，更沒有站錯隊。1894年，在法國發生了在世界思想史上引起巨大轟動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上尉是個猶太人。1894年一種謠言流傳開了，據說有人給德國駐法使館的一位武官寫了一封信，表示願意洩露法國的秘密文件，取得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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