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吐溫(28)_學達書庫

二八

　　因此德雷福斯上尉這個35歲的青年人就被認定為間諜，受到審訊。根據偽造的證件，他被判了刑，囚禁在鬼島上。兩年之後，法國情報局的比誇特上校發現了證據，知道賣國賊不是德雷福斯，而是一個窮極無聊的軍官埃斯特海濟少校。法國政論卻反而因比誇特發現了這個證據，懲罰了他，並拒絕重新開庭審理德雷福斯的案件。

　　這件醜聞傳遍了法國，德雷福斯事件成了一個公開爭論的議題。全國的知名人士都捲入這場爭論。埃米爾·左拉發表了《我抗議》一文，為德雷福斯辯護，結果他卻被囚禁了。當時法國有13位主持正義的名人，包括克列孟梭、饒勒斯和瓦爾德克·盧梭等，都不斷地呼籲，要求為這個無罪被判刑的人重新審理。

　　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德雷福斯被判刑五年之後，得到了重新審理，他的無罪終於被證實了。但是法國的法庭為了保全體面，還是耍了個兩面手法，既宣判他有罪，又把他赦免了。

　　這個事件的背景是法國，以至歐洲的反猶太極端主義思潮在作怪。而這些知名人士為這個被冤屈的猶太人的審訴，其意義卻遠遠超過了案件本身。

　　當時，馬克·吐溫正偕全家人在維也納僑居，他也感受到奧國反猶太思潮的猖獗，他一方面稱讚「法國那12位明智人士隨著偉大的左拉，挺身而出，投入戰鬥」。一方面自己也給《哈珀雜誌》寫了《關於猶太人問題》的文章。

　　我首先要說的是，假如我覺得自己對猶太人有反感，我就會認為最公正的辦法就是把這個問題交給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來評斷。不過我認為我並沒有這種偏見。幾年以前，有一個猶太人對我說，我的書裡提到猶太人的時候，並沒有說過什麼不禮貌的話，他問我這是怎麼回事。我之所以沒有說那樣的話，就是因為我沒有那種意向。我確信我沒有種族偏見，我認為我對膚色也沒有偏見，對等級和信仰也是一樣。我確實知道是這樣。我對任何群體都一視同仁。我所關心的只有一點，那就是，一個人總要確實是個人才行——對我來說，只要符合這個條件就夠了；只要確實是個人，就肯定不會太壞了猶太人無論在哪個國家，都不會擾亂治安，就連他們的敵人也會承認這一點。他不是個懶漢，不是個酒鬼，也不愛吵鬧，不愛鬥嘴，不愛搗亂。在犯罪的統計材料裡，他的名字很少出現——在所有的國家都是這樣在人類的一切種族中，猶太人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稱為最仁慈的一種人。

　　如果統計數字不錯的話，猶太人只占人類的1%。

　　我們可以聯想到，這好比星群中的一個小星發出的一線微光，在星河的光輝中，是根本看不出的。嚴格地說來，猶太人應該是很少有人聽說的；可是他們卻頗有名聲，一向就是如此，他們在這個星球上，與任何一個別的民族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們的商業上的重要作用，以他們的人數多少而論，是遠遠地超過了應有的比重。他們在全世界的文學、科學、美術、音樂、金融、醫藥和深奧的學術等等方面的名人錄中所占的地位，也是遠遠超過了應有的比重。在各個時代，他們都在這個世界進行了驚人的奮鬥，而且是被人捆住雙手艱苦奮鬥的。他們盡可以自豪，這是不難理解的。埃及人、巴比倫人和波斯人都曾盛極一時，聲勢浩大，光耀非凡，然後就衰敗下來，有如黃梁一夢無影無蹤了；希臘人和羅馬人又跟上來，也都熱鬧了一陣，又消逝了；還有一些別的民族興盛起來，高舉火炬，照耀四方，但又終於熄滅了，他們蹲在黃昏的微光裡，或是已經消滅了。猶太人看到這許多民族的興衰，雖勝過了他們，卻還和過去一樣巋然獨存，既不頹廢，也不衰弱，身體健全，精力充沛，活躍和進取的精神毫不減色。一切的事物終有一死，惟獨猶太人得以永存；別的力量早就消失，他們卻始終健在。

　　馬克·吐溫面對洶湧的狂濤，為了維護一個「特別優秀的」民族，他又隨著伏爾泰的腳步前進了。

　　當然，我們更不該忘記，在這位偉大作家生命歷程中，對於我們中國的義和團運動，還曾給予過熱切和持久的關注。

　　馬克·吐溫從18歲（1863年）到舊金山起，一直到與世長辭，前後40幾年間，對中國人民的友誼，真正做到了始終不渝。在逝世後發表的《神秘的陌生人》（1916年）中，馬克·吐溫還說，他捍衛中國人民利益的正義立場，是他安身立命、不能自已的根本信念所在。回顧近代歷史，對中國人民懷有深情厚誼的著名作家固然不少，而幾十年始終不渝如馬克·吐溫者，不能不說是非常突出的。1901年11月23日，在紐約的勃克萊博物館舉行的公共教育協會上，馬克·吐溫做了他那篇讓中國人民直到現在都感到心中發燙的著名演說：我想，要我到這裡來講話，並不是因為把我看作一位教育專家。如果是那樣，就會顯得在你們方面缺少卓越的判斷，並且仿佛是要提醒我別忘了自己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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