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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油箱裡的油自然是生活,可為了一個小故事用10幾年的時間去等待、準備,這樣的勤勉和嚴肅卻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也正是因為如此,那個昔日的頑童才成了真正的大作家。

  這個道理在他創作《王子與貧兒》的經歷中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

  《一六零一》是我在1876年左右的一個夏天從誇裡農莊的書房裡給特威切爾寫的一封信。當時,我正在用功閱讀一些東西,以便寫一篇我存心想寫的故事,也就是《王子與貧兒》。我正閱讀古代英國的作品,目的是使自己泡在古代的英語裡,毫不費勁地加以模仿。其中有一本古書,我讀到一段簡短的對話,表明古代貴婦人與紳士之間可以說粗話說到何種程度。

  這給了我非常強烈的印象,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過的。

  我感受非常強烈,是因為這段對話看來是真實的,而在這以前,這類談話我總以為是不真實的。這類談話,我原本以為只是拉伯雷式的——誇張一些,做作一些,是作者為了一時的需要杜撰的。在我看來,莎士比亞筆下讀了使人臉紅的那些話,並不是他真正聽到人家說過的,而是他自己虛構的,是憑了詩人的特權對事實任意篡改得來的。

  可是如今終於見到了這類多麼可怕的對話,而且據我看起來,那是絕對真實無誤的,確實是古代貴族男女日常的談話,而這樣快樂的歲月是一去不復返了。

  我馬上急於想練習一下我所學的古代語言,並且從自己腦袋裡編造一段激動人心的對話。我想我不妨對特威切爾試起來。

  這樣,我便設想了一段伊麗莎白女王密室裡與顯要人物見面的場面以及一段極端生動而露骨的談話。

  女王的司酒官,一個乾癟的貴族老頭,當時在場,把這些談話都記錄下來,他非這麼幹不可。這些人他全都厭惡,因為他們一個個出身低賤,除了腦子特別靈之外,沒有什麼可稱道的。他盡心盡職地把他們談的每一句話都記了下來,還對他們的言行進行了非常激憤的評論。我讓女王的嘴和其他那些人的嘴說出了除了拉伯雷作品以外哪裡也找不到的粗話。我把他們的冠冕堂皇的談話和上面這些粗話摻和在一起,這一切我覺得挺好玩——挺可愛,挺有趣,不過和那位老年的司酒官的評論對我的魅力比起來,便不免相形見絀了。

  《一六零一》在日本和英國私下印刷了出來,慢慢地我們開始聽到有關它的議論了。那位博學的猶太教教士說,這篇東西在真實方面、在模仿伊麗莎白時代古老的英語方面堪稱傑作。詩人戴維·格雷對我的讚揚也是很寶貴的。他說:「標上你的名字吧,不用害臊。這是一篇偉大的文學傑作,理應傳下去,一定會傳下去。你的《傻子國外旅行記》很快會給忘掉,可是這一篇會傳下去。不用為此害臊,不用擔心。在你的遺囑裡留下你的要求,要你的後人在你的墓碑上刻下這樣的字,只要這幾個字就行了:『他寫了不朽的《一六零一》。』」

  「無心插柳柳成蔭」,《一六零一》正是對嚴謹的創作態度的最好回報!

  還有兩件事在馬克·吐溫的整個創作歷程中是不可以忘卻的,一件是他寫《自傳》時的特殊的心境,還有一個就是有一次他竟然無意中「剽竊」了人家的作品,這兩件事在他的《自傳》裡都有完整的記錄。

  《自傳》第五十八章:口授自傳有一個很大的麻煩,這便是,等你一坐下來,一張嘴,準備開始的時候,好多文章湧到了你的面前。有時候,同時從20處地方有文章湧來,這樣的尼亞加拉大瀑布會把你壓垮、淹沒,叫你透不過氣來。你一次只能用一篇,又不知道該從20篇中挑選哪一篇——可是你還得挑選,這是沒有法子的。你挑選的時候,明明知道那沒有挑中的19篇,也許永遠也用不上了。因為在這以後,也許永遠也想不起來了。

  《自傳》第二十九章:

  我在1868年3、4月裡,在舊金山寫了《傻子國外旅行記》。書出版於1969年8月。三年以後,弗吉尼亞市的古德曼先生到東部來,有一天,我們在百老匯大街上走著。他說:「你怎麼剽竊了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的獻詞,把它寫進你的書裡?」

  我漫不經心地作了一個含糊其詞的回答,因為我當他是在開玩笑。不過他強調他是當真的。他說:「我並不是要討論你究竟有沒有剽竊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我們到前面第一家書店就可以解決。我要問的是你怎樣剽竊的,我感到好奇的是這個。」

  我無法回答他這個問題,因為我沒有東西可以回答。我可以賭咒說我沒有剽竊過任何東西,因此,我的虛榮心並沒有受到損傷,精神上也沒有煩惱。在心底裡,我以為他把另一本書錯當作我的書了,從而使他自己陷進了狼狽的境地,只好自己吃苦,看著我得勝。我們走進一家書店,他向書店要一本《傻子國外旅行記》和一本講究的藍底金字的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博士的詩集。他打開書,把獻詞找了出來,說:「讀一讀看。很明顯是第二個作者剽竊了第一個作者的話,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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