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31)_學達書庫

三一

　　當馬克思把巴黎的起義說成是「我們黨」的事業的時候，這從兩種意義上說來都是正確的：從一般意義上說來是因為巴黎工人階級是運動的骨幹，而從特殊意義上說來是因為「國際」的巴黎會員雖然在公社委員會中只占少數，卻都是公社的最自覺和最英勇的戰士。但是，「國際」已被認為是到處滋事的怪物，成為統治階級所不喜歡的一切事件的替罪羊，以致巴黎的起義也被說成是國際的邪惡煽動所引起的。一家巴黎警察的機關報竟然莫名其妙地出來替「國際」的「偉大領袖」開脫參加起義的罪名：這家報紙在3月19日發表了一封偽造的信件，似乎馬克思曾在這封信中斥責了巴黎各支部，說它們過多地關心政治問題而對社會問題重視不夠。馬克思立即在《泰晤士報》上揭露這封信是「無恥的偽造」。

　　沒有人比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巴黎公社不是「國際」「一手製造的」。但是他始終認為，公社跟「國際」有血肉不可分離的聯繫。當然，這只是就「國際」的綱領和章程的精神而言，因為按照綱領和章程的規定，一切爭取無產階級解放的工人運動都是「國際」

　　的組成部分。無論是在公社委員會中占多數的布郎基派，還是雖然屬「國際」卻主要受蒲魯東思想影響的少數派，馬克思都不能把他們算做自己的思想上的親密同道。雖然如此，馬克思在公社時期還是在當時條件所能容許的範圍內同這個少數派的人保持著密切的思想接觸。但可惜有關他們之間的往來的文獻保存下來的極少，而5月13日馬克思寫給弗蘭克爾和瓦爾蘭的回信卻保存了下來。

　　馬克思在結尾的地方指示他們要趕快行動起來，因為三天以前法德之間已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簽訂了最後的和約，而俾斯麥的表現也和梯也爾一樣一心要想推翻公社，這尤其是因為50億法郎的賠款要從那時起才開始支付。

　　從馬克思在這封信中所表示的意見可以看出某種審慎持重的態度，而且他給公社社員所寫的一切東西都無疑地帶有這種性質。馬克思決不是害怕對公社的事業承擔全部責任，——但是他深惡痛絕一切專橫獨斷，並且認為對於那種在當地、在事變進行中更容易看到和考慮到的東西，不應該從遠處發號施令。

　　5月28日公社的最後一批保衛者也倒下了，而兩天以後馬克思就向總委員會提出了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宣言。這是出於他的手筆的最輝煌的文件之一，並且直到今天仍然是歷來論述巴黎公社的全部浩瀚文獻中最卓越的作品。馬克思又一次在這種極端困難而又複雜的問題上，顯示出了他善於透過表面上千頭萬緒的使人撲朔迷離的外殼，透過千百種一團混亂的自相矛盾的傳聞，來眉目清楚地理出歷史內核的驚人才能。在事實方面——前兩部分和第四部分（即最後一部分）都是敘述事變的事實發展的——宣言也是完全忠實的，並且自那時以來還一直沒有一個論斷被駁倒過。

　　在往後的幾年中，馬克思有時甚至受到社會民主主義者的指責，說他使「國際」為公社擔負了完全不應由它擔負的責任，從而使「國際」陷入危險。用他們的話來說，馬克思可以保護公社，反駁那些不公正的攻擊，但同時也應該極力避免跟公社的錯誤和失策發生干係。這就是自由派的「大政治家們」所特有的策略，但是馬克思正因他是馬克思，所以不能同意這種策略。他從來不自欺欺人地希望用這種辦法來減少目前威脅著他的危險，從而犧牲自己事業的未來。

　　由於一古腦兒地接受了公社的全部遺產，國際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各國資產階級報刊對「國際」的誹謗攻擊是最不值得重視的。相反地，「國際」甚至因此而在某種程序和某種意義上獲得了進行宣傳的手段。總委員會由於公開反駁這些攻擊而至少幫助公社的許多逃亡者成了總委員會的一個沉重的負擔。這些逃亡者有一部分逃往比利時，一部分逃往瑞士，但是大部分都逃往倫敦。在「國際」的經濟狀況照例十分拮据的情況下，總委員會費了很大力氣才弄到了一筆必要的款項，而且不得不一連許多個月把時間和精力花費在這方面，以致妨害了它的正常事務；而由於幾乎所有各國政府都大肆攻擊「國際」，這種事務正是需要特別聚精會神地來進行的。

　　但是，各國政府所發動的進攻，還不算是「國際」的一個最大的麻煩。雖然開始時這種進攻在個別大陸國家中進行得相當賣力，但是各國政府聯合起來一致迫害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的企圖還是暫時宣告失敗了。法國政府早在1871年6月6日就在茹爾·法夫爾的一篇通告中第一個發動了這種進攻；但是這個文件是如此荒謬和虛偽，以致沒有得到其他各國政府的響應，甚至沒有得到一向贊助一切反對行動、特別是迫害工人階級的行動的俾斯麥的響應；而且，俾斯麥由於德國社會民主派——不管是拉薩爾派還是愛森納赫派——站在公社一邊而從自已的誇大狂中驚醒過來。

　　最後，「國際」失去了英國工人這個支柱。分裂的表面化起始於這樣一件事情：工聯的兩位著名領袖、從總委員會成立時起的兩名委員魯克拉夫特和奧哲爾，因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宣言而聲明退出總委員會。由此產生了一個謠傳，說工聯因不滿「國際」站在公社一邊而憤然脫離了「國際」。但是，這種說法雖然不無一點道理，卻決不是主要的原因：國際同工聯的分裂是有它的更為深遠的根源。

　　國際和工聯之間的聯盟從一開始就是一樁相關利害的婚姻。雙方都需要這種聯盟，但是雙方都不打算完全融為一體並分擔對方的憂患和歡樂。馬克思獨具匠心地在「國際」的成立宣言和章程中為雙方擬定了一個共同綱領。但是，工聯雖然簽署了這個綱領，卻只是實際採用了其中合乎自己口味的部分。格蘭威爾勳爵在他答覆西班牙政府的電文中十分正確地描述了工聯對「國際」的這種態度。工聯的宗旨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上改善勞動條件。為了達到和保證這個目的，工聯也不拒絕政治鬥爭，但是在選擇同盟者和鬥爭手段時，對於那些不牽涉它的直接目的的問題，它始終是完全不受任何原則性考慮的約束的。

　　馬克思很快就不得不承認，工聯的這種深深植根於英國無產階級的歷史和性格的刻板態度是不那麼容易打破的。工聯需要「國際」是為了贏得選舉改革，而當這種改革已經實際，它就開始同自由党人勾勾搭搭，因為沒有自由黨人的幫助，它就不能指望在議會中獲得席位。早在1868年馬克思就曾痛駡這幫「陰謀家」，其中也提到了屢次提名自己為議員候選人的奧哲爾。

　　英國的工人領袖退出總委員會以後，馬克思極其激烈地指責了他們，說他們賣身投靠了自由黨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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