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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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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指責對他們之中的某些人說來也許是正確的,而對其他人說來就不正確了,即便把收買理解為現金交易以外的「其他形式」也是如此。 1869年在巴塞爾曾經決定下一次代表大會在巴黎召開。但是,可尊敬的奧利維耶為了慶祝全民投票而對法國各支部進行的大逮捕,迫使總委員會在1870年7月行使賦予它的權限,把召開代表大會的地址改為美因茲。同時,總委員會向各國的聯合委員會提議把總委員會會址從倫敦遷往其他國家,但是遭到了一致的拒絕。戰爭的爆發使美因茲代表大會也未能召開,於是各聯合委員會授權總委員會根據情況決定召開下次代表大會的日期。 但是,事件的發展使得代表大會不宜於在1871年秋天召開。可以預想,「國際」的會員在各國所受到的壓迫使他們不能向大會派送足夠數目的代表,而少數終於能夠出席大會的國際會員一定會遭到他們的政府的報復。「國際」沒有任何理由再增加自己的犧牲者的數目,因為,為了照顧巴黎公社的受難者,在人力和物力方面已經造成極度的緊張了。 因此,總委員會決定像1865年那樣先在倫敦召開一次非公開的代表會議,來人替公開的代表大會。 出席這次代表會議的寥寥可數的代表證實了總委員會原來的擔心。代表會議從9月17日開到9月23日,總共出席代表23人:比利時人6人、瑞士人2人、西班牙人1人,總委員會委員13人,其中6個委員會只有發言權。 在外部環境不利的同時,「國際」內部衝突也更加突出,這導致了「國際」的分裂。巴黎公社失敗後幾乎在所有的國家都暴露出來的對總委員會的專斷的不滿,情況也正是如此;不管這種不滿怎樣過火,它卻是從這樣一種或多或少明確的認識出發,即像一個人不脫離自己的影響子一樣,工人政黨也不能脫離這些條件;換句話說,它不能聽從來自國外的號令。馬克思雖然在國際的章程中就已經確認政治鬥爭和社會鬥爭不可分,但是他在實踐上仍然始終以具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各國的工人所共通的社會要求為出發點。 他所以談到政治要求,例如通過立法程序縮短工作日的要求,也只是因為這些要求是從這種社會要求產生的。關於純政治問題,即涉及國家制度並因國家而異的那些問題,馬克思在工人階級因受到國際教育而具有比較明確的認識以前是一直絕口不談的。怪不得他要痛斥拉薩爾,說他按照一個國家的尺寸來剪載自己的運動了。 馬克思在7月29日給庫格曼的信中說:「在「國際」代表大會上(9月2日在海牙召開),將涉及到「國際」的生死存亡問題,而在我退出之前,我至少要防止那些分裂分子的陰謀得逞,因為在那裡總委員會已成為日益加劇的爭吵的犧牲品。」在總委員會裡面根本沒有巴枯寧主義傾向的代表,即或有,也是勢力薄弱、不足為慮的。但是在總委員會的德國、英國和法國委員中間卻吵成一團,以致不得不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解決這種無休止的爭吵。馬克思同總委員會的埃卡留斯和榮克之間也產生了矛盾,直到最後同埃卡留斯決裂。 1872年9月2日至9月7日的海牙代表大會上,馬克思由於德國人和法國人在61名代表中占較大比重而掌握了可靠多數。馬克思的反對者攻擊他人為地製造了這個多數。但是,就懷疑代表委託書的真實性這一點而論,這種攻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代表大會花了幾乎一半的時間來審查代表委託書。除了一個例外,所有的委託書都被承認是有效的。誠然,馬克思早在6月就向美國寫信,請求把委託書發給德國人和法國人。有些代表不得代表本國的支部,而是代表別國的支部的。馬克思宣讀了自己起草的報告;恩格斯提議把總委員會會址由倫敦遷往紐約獲得通過;巴枯寧被開除出「國際」。 不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怎樣竭力想維持「國際」的生存,它的歷史還是以海牙代表大會而告終了。他們兩人曾經想盡一切辦法來幫助紐約的新總委員會完成它的使命。 在無產階級的事業中,外交手腕總是不會有好結果的。馬克思和恩格斯不無理由地擔心,他們想把總委員會遷往紐約的計劃會引起德國、法國和英國工人的強烈反對。因此,他們曾儘量把這個問題擱置起來,以免過早地增加本來已經很多的導致衝突的口實。但是他們在海牙代表大會上的意外成功仍然造成了痛心的結果。原來預料的反抗不僅沒有減弱,反而更加激烈了。在紐約的國際新總委員會也由於各種分歧而未能正常開展工作。內外交困導致了「國際」的衰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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