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20)_學達書庫

二〇

　　這空虛「貪婪而嫉妒的小店主」的政府比那些大陸國家的政府具有更大的自尊和自信；大陸國家的政府由於良心有愧而心懷恐懼，不惜揮舞警棍來迫害自己的反對者，甚至當後者並沒有越出討論和宣傳的範圍的時候也如此。

　　但是就祖國這個詞的另一種更深刻的涵義來說，那末，自從馬克思用他天才的眼光看穿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底蘊之後，他就再也沒有祖國了。馬克思所制定的歷史方法，使我們有可能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

　　庸人之所以預言每個天才終將勝利，正因為他們是庸人。即使有時發生這樣的情形，即天才沒有被送上十字架或是火刑堆，而是獲得了承認，那也只是因為他終於甘願讓自己變成了庸人。如果沒有髮辮垂有肩際，歌德和黑格爾也是永遠不會成為資產階級社會公認的天才的。

　　在19世紀的天才人物當中，沒有一個人曾經經受過一切天才中最偉大的天才——卡爾·馬克思——所經受的更痛苦的命運了。還在他開始進行社會活動的頭10年當中，他就不得不同經常的窮困進行搏鬥，而從移居到倫敦時起，他就面臨著亡命生活的全部可怕的遭遇。但是真正當他通過不倦的努力在年富力強之際取得了最高成就的時候，他卻遭到了真正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命運，而成年地、成十年地為日常生活需要所纏累，為一塊必不可少的麵包而操心苦惱。一直到逝世，他都沒有能夠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為自己爭取到一個哪怕是勉強過得去的生活。

　　而且，馬克思所過的絕不是庸人們所說的那種庸俗的流行意義下的「天才的」生活。他的過人的勤奮是和他那過人的精力相稱的。日日夜夜的過度工作很早就開始損壞了他那一度是鋼鐵般的軀體。在馬克思看來，失去工作能力對於每個人來說等於是宣告死刑，只要他不是天生就是畜類，——他是一本正經地這樣說的。當他身患重病而不得不一連幾個星期躺在床上時，他寫信給恩格斯說：「在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時期裡，我讀了卡本特爾的生理學和洛爾德的生理學，科利克爾的組織學、施普茨海姆的大腦系統及神經系統解剖學，施旺和施萊登關於細胞的著作。」馬克思儘管好學不倦，卻從不忘記他自己在青年時代說過的一句話：一個作家不應該為謀生而寫作，而應該為寫作而謀生。不過，馬克思從來都是懂得「謀生的絕對必要性」的。

　　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由於一個敵視他的世界的仇恨、憎惡或至少是畏懼而遭到失敗。甚至那些在其他場合下裝出一副獨立不倚的姿態的德國出版家，也被這個大名鼎鼎的「煽動者」的名字嚇得退避三舍。德國所有的黨派都同樣誹謗他，而只要他的真正面貌在什麼地方透過人為的雲霧顯示出來，在那個地方，有計劃地保持緘默的卑鄙陰謀就起著作用。從來也沒有一個最偉大的思想家像馬克思這樣長久地完全被排除于本國人民的視野之外。

　　唯一能夠為他奠立一個比較隱固的立足點的工作，是他從1851年起在整整10年中間為《New-York Daily Tribune》（《紐約每日論壇報》）撰搞的工作。

　　這家報紙當時擁有20萬訂戶，是美國的一家讀者最多而資力最雄厚的報紙；而由於它鼓吹一種美國式的傅立葉主義，它要比純粹資本主義企業的鄙俗的刮錢主義略勝一籌。馬克思為這家報紙撰搞的條件本身是相當有利的：他每星期必須為該報寫兩篇論文，每篇論文得稿酬2英鎊（合40馬克）。這也就是說，每年可以有大約400馬克的收入，而有了這筆錢，馬克思就能夠在倫敦勉強維持生活了。當弗萊裡格拉特剛開始他的商業活動時，他的收入也不比這更多，而他就自認為可以為吃到「流放中的牛排而自豪了」。

　　當然，這裡問題並不在於馬克思從這家美國報紙得到的稿酬是否抵得上他的文章的文學與科學價值。

　　資本主義的報業只考慮市場價格，而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它是完全有權利這樣做的。馬克思也並不要求更高的待遇。但即便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他也有權要求遵守已經簽訂的合同，而且恐怕也還有權要求稍稍尊重他的著作。但是，他無論從《紐約每日論壇報》方面或是從該報的出版人方面都沒有得到這些東西。德納這個人雖然在理論上是一個傅立葉主義者，但在實踐上卻是一個鐵石心腸的美國佬。正如恩格斯在激怒的時候所說的，德納的社會主義不過是卑鄙的小資產階級的招搖撞騙。德納知道得很清楚，馬克思對於他是一個多麼有價值的撰稿人，他經常在訂戶們面前拿馬克思來炫耀，甚至時常把馬克思的信冒充為自己的編輯部的文章；這種做法曾引起寫信人的正當的憤怒。

　　但是儘管如此，他照舊用資本主義剝削者對待他所剝削的工人的慣常的無禮態度來對待馬克思。

　　德納不但在報紙的營業剛一下降的時候就把匯給馬克思的稿酬減掉一半，而且只付給他已發表的文章的稿酬，同時毫不慚愧地把不適合於自己的買賣的文章都擁到桌子底下去。有時候，一連三個星期甚至六個星期，馬克思寄去的文章都被擁到廢紙簍裡去了。

　　當然，馬克思臨時為之撰稿的那些德文報紙，例如維也納的《Presse》（《新聞報》），也並不表現得更好些。因此，馬克思說他為報紙寫稿掙的錢還不如任何一個初出茅廬的投稿人，這是一點不錯的。

　　還在1853年，馬克思渴望能有幾個月的空閒來進行他的學術研究。他說：「但是，雖然我是得不到這種空閒的。不斷地為報紙亂寫湊數文章已使我厭煩。這占去我許多時間，分散我的注意力，而且毫無益處。不管你怎樣力圖獨立不倚地寫作，你總歸要受到報紙和它的讀者的約束，特別是像我這樣一個靠領取現款維持生活的人。純學術工作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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