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6)_學達書庫

六

　　這就使盧格充分認清了「自由公正的普魯士」，因而遷居到德勒斯頓去，並從1841年7月起在那裡以《Deutsche Jahrbucher》（《德意志年鑒》）為名出版他的雜誌。從這時起，他的刊物的論調變得比以前激烈了，因此，過去嫌這份雜誌不夠激烈的馬克思決定給這個雜誌撰稿，而不另外創辦雜誌。他的論文也沒有發表。

　　1842年《萊茵報》在科倫創刊。馬克思在定居波恩期間開始為《萊茵報》寫文章，並很快就壓倒了所有其他的撰稿人.10月，《萊茵報》的股東們請他做了主編。

　　馬克思按照事先擬定的龐大計劃，開始同萊茵省議會打起了筆墨官司，並也因此造就了一位偉大的政治家，逐步形成了馬克思關於「國家」理念。在第一篇論文中，馬克思以十分動人的幽默語調嘲笑了他後來稱之為「議會迷」並且為他終生所厭惡的那個東西：「省議會見不得陽光。在私人生活的黑暗中，我們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那麼輕信別人，以致把自己的權利委託給個別人物，這些個別人物自然也就寬厚大方地接受省的信任。省剛剛以信任他們這一事實表明了對他們的判斷，但是，如果要求他們以同樣的態度報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自己、他們勞動、他們的人格交給省去判斷，那就十分荒誕了！」

　　馬克思用來捍衛出版自由的劍，比他以前和以後的任何政論家的都更為光彩奪目和鋒利。

　　馬克思頌揚自由的報刊——人民的敏銳的眼睛，把它拿來同受檢查的報刊對比；後者的根本缺陷是偽善，而從偽善又產生其他一切缺點，包括從美學觀點看來也是令人厭惡的消極性。但儘管如此，他並沒有忽視自由報刊也可能遇到的危險。城市代表當中的一個發言人要求把出版自由當作行業自由的一部分來爭取。馬克思反駁他說：「難道降低到行業水平的出版物是自由的嗎？作家當然必須掙錢才能生活、寫作，但他決不應該為了掙錢而生活、寫作。」

　　在馬克思做了主編以後，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反擊以《總彙報》為陣地的惡毒的攻擊，而這個任務是相當艱巨的，他一點也不想庇護那些，在他看來也是「淺陋的」著作，而且，他甚至不能說出，他對共產主義的看法究竟是怎樣的。因此，他盡可能地把戰火引到敵人的陣營裡去，指出《總彙報》本身在偷運共產主義.但同時他也老實地承認，《萊茵報》不應該單靠空話來解決兩個民族所力求解決的任務。他寫道，《萊茵報》甚至不承認現今形式下的共產主義思想有理論上的現實性，因此更不能希望這些思想在實際上會實現，或有實現的可能。但是它仍舊準備「在不斷的、深入的研究之後」對這些思想進行徹底的批判，因為像勒魯、孔西德朗這樣一些人的著作，特別是蒲魯東的機智的著作，是不能單靠靈機一動的膚淺的想像來批判的。

　　的確，後來馬克思說，這種論爭使他對《萊茵報》的工作失去興趣，於是他「貪婪地」抓住重新回到自己的書房的機會。但是，正像人們在回憶往事時所常發生的那樣，他把原因和結果糾纏在一起了。當時馬克思還是全心全意地從事于自己的編輯工作的，他把這個工作看得那樣重要，以致為了它不惜同所有在柏林的老朋友們決裂。自從「精神生活方面的趣味還比較豐富」的「博士俱樂部」因為報檢查令的緩和而變成了一個所謂「自由人」的團體以後，同這些人往來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在這個「自由人」的團體中，幾乎彙集了所有住在普魯士首都的三月革命以前的文人。

　　這些人在那裡扮演著政治革命家和社會革命家的角色。

　　還在夏天時，「博士俱樂部」裡發生的事情就使馬克思深感不安；他說，宣佈自己的解放是一回事，這是正當的；但為自己大肆宣揚則是另一回事，這就有些自我吹噓的意味。不過他想，幸虧布魯諾·鮑威爾在柏林，他會設法至少不讓他們搞出「荒唐事」來。但布魯諾·鮑威爾卻同他們混在一起，甚至不恥於在他們的滑稽戲裡充當一名旗手。他們在大街上列隊行乞；他們在酒樓妓院裡胡作非為；他們下流地侮辱毫無防衛的牧師；布魯諾·鮑威爾在施蒂納的婚禮上從自己的編織的錢袋上解下一對銅環交給牧師，說用它們來代表結婚戒指是再好不過的了；——這種種行徑使「自由人」變成了膽怯的庸眾半驚半懼的對象。但同時，這也無可挽回地糟蹋了他們自稱為之效力的事業。

　　這種街頭頑童式的惡作劇，對於「自由人」的精神活動當然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因此馬克思不得不費很大力氣來處理他們投到《萊茵報》的稿件。許多這種稿件都被檢查官的紅筆勾掉了，但是，正如馬克思給盧格的信中所說的，「我自己淘汰的文章也不比檢查官淘汰的少，因為梅因那一夥人寄給我們的是一大堆毫無意義卻自命能翻轉乾坤的廢料；這些文章都寫得極其草率，只是點綴上一點無神論和共產主義。在魯滕堡負責的時候，由於他毫無批判的能力，又缺乏獨立處理事務的才能，『自由人』已習慣於把《萊茵報》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聽的機關報，而我則決定不容許他們再像以前那樣高談闊論下去。」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柏林上空陰雲密布」的第一個原因。

　　最後的決裂是在1842年11月海爾維格和盧格來到柏林時發生的。海爾維格當時正在作他的有名的周遊全德的凱旋旅行。在科倫，他結識了馬克思，並且立刻和他建立了友誼；在德勒斯頓，他會見了盧格，並和他一道前往柏林。在柏林，他們自然看不慣「自由人」的那些胡作非為。盧格同他的合作者布魯諾·鮑威爾爭吵起來，因為鮑威爾「要他相信荒謬絕倫的東西」，例如，應該把國家、私有財產和家庭作為概念來加以揚棄，至於在現實中它們將是怎樣的，那是完全無關緊要的事。海爾維格也不喜歡「自由人「。於是「自由人」就對這位詩人的不恭進行報復，無情地嘲笑他覲見國王的有名事件，以及他同有錢的女繼承人訂婚一事。

　　雙方都想在《萊茵報》上展開爭論。海爾維格在盧格的同意下，要求《萊茵報》刊登一項聲明，其中說，「自由人」作為個別的人，大部分都是優秀人物，但是，正如他自己和盧格曾對他們坦率地說過的，他們的政治浪漫主義、恃才傲物和狂妄的自我吹噓，卻危害了自由的事業和自由的黨派。馬克思在自己報上刊登了這個聲明，接著，梅因就代表「自由人」接二連三地給他寄來一些粗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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