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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


  沒有任何一個我認識的作家像他那樣關心他人,特別是關心比較年輕的人。

  他鼓勵他們違背父母的意願學習詩歌,用秘密書籍改變他們,用生花的口才感化他們,讓他們漫遊世界,使他們確信,成為詩人是可能的。

  誰也沒有我從他的這種美德中得到的實惠更多。

  我有一次曾經說過,是阿爾瓦羅把第一冊《佩德羅·帕拉莫》帶給我的,他並且對我說:「書裡有您可學的東西。」

  他從來不曾想像到他參與了這種文學創作。因為我從胡安。魯爾福的作品中,不僅學會以別的方式寫作,而且學會準備一個不同的故事,以便不重述我正在寫的東西。我的這種可以用來挽救作品的寫作方法的純粹犧牲品,從我寫作《百年孤獨》起,就是阿爾瓦羅。穆蒂斯。

  他在18個月期間,幾乎每天晚上都去我家裡,讓我跟他講述完成的章節,我以此接受他的反應,儘管不是同一個故事。

  他以無比的熱情聽我講述這些章節,讓我繼續重述這些章節的部分。事後,他的朋友向我敘述此事時,就像阿爾瓦羅跟他們敘述這些章節一樣,而我多次佔有了他的貢獻。第一遍初稿結束後,我把它寄送到他家裡,第二天,阿爾瓦羅就在電話上憤慨地對我說:「您使我像一條狗一樣跟它的朋友在一起。」我對他說:「這與您跟我說的一點關係也沒有。」

  自那時起,他便成了我的原稿的第一讀者。他的批評是相當嚴厲的,但也是很有道理的。我至少有3部小說夭折在廢紙簍裡,因為他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本人不好說,幾乎在我的所有書裡都從他那裡得到很多的幫助。

  人們經常問我,這種友誼如何能在這樣不尋常的時間裡長存下來。

  回答是簡單的。阿爾瓦羅和我很少見面,僅僅是朋友。儘管我們都曾在墨西哥生活30多年,又幾乎是鄰居,就是在那裡我們也很少見面。當我想見他,或者他想見我的時候,我們事先電話聯繫,以便確定我們都希望見面。

  我僅有一次破壞了這種基本友誼的原則。情況是這樣的:被龍舌蘭酒困擾著的我,和一位十分親愛的朋友,在淩晨4點鐘,叩開阿爾瓦羅房間的門。他當時是單身,過著一種聽從命運擺佈的憂鬱生活。

  面對他那仍被睡意困擾的目光,我們沒作任何解釋,便取下博特羅的一幅長1.2米,寬1米的珍貴油畫。我們沒作解釋,帶上油畫,並對他做了他賜予我們的表示,走了。

  阿爾瓦羅從未對我說過一句有關那次突襲的話,而我一直等到他70壽辰這個晚上,才向他表示我的歉意。

  這種友誼的另一個好支柱是我們多次在一起進行的旅行。這便於我們在大部分時間裡關心別人和別的事,只有實際上值得時,我們才一個人關心另一個人。

  我們對旅遊學校最美好的回憶不是上課,而是課間休息。

  在巴黎,我正在等待著女士們購物,坐在時髦咖啡館臺階上的阿爾瓦羅,把頭扭向天空,翻著白眼,伸出一隻乞討的手。這時,一位無可指責的先生,用典型的法語調兒對他說:「您是個穿著卡耶爾之流運動衫的無恥的乞討之徒。」他給了阿爾瓦羅一個法郎,在不到一刻鐘內,他收到40法郎。

  在羅馬的弗朗塞斯科。羅西之家,阿爾瓦羅用自己創造的意大利語(實際上沒一句意大利語),便使費利尼、莫尼卡。比蒂、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對意大利的電影和文學精華著迷;並且幾小時的跟他們講述金迪奧省的恐怖史,使他們惴惴不安。

  在巴塞羅那,他模仿巴勃羅·聶魯達的聲音和沮喪的語調朗誦一首詩,一個親耳聽過聶魯達朗誦的人走過來,要求他親筆簽名,以為他就是聶魯達。他的一首詩,自從我讀過之後,就感到不安。現在我才知道,我將永遠不認識伊斯坦布爾,那是一首在不可挽救的君主政體下產生的奇怪的詩,因為從來不說伊斯坦布爾,而說拜占庭。這正如在歷史給予他理由很久以後,不叫列￿格勒而叫彼得堡一樣。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那種預感,我們應該為那首承認伊斯坦布爾的詩驅邪。因此,我說服了他,讓我們乘一艘慢船走,這正如一個人和命運挑戰時應該做的那樣。儘管如此,在我們住在那兒的3天裡,由於受到那首詩的預兆的恐嚇,阿爾瓦羅沒有平靜的時候。只有今天,當阿爾瓦羅是一位70歲的老人,我成了一個66歲的孩子時,我才敢說這句話。我當時沒說,不是怕敗壞一首詩,而是為了阻礙死神。

  不管怎麼說,惟一的一次我真的以為差一點兒要死了,也是和阿爾瓦羅在一起。我們駕車行駛到著名的普羅斯的時候,一個患精神病的駕駛員駕車從反方向朝我們開來。當時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向右打方向盤,我也沒時間看我們跌到何處。一時間,我劇烈的感到,方向盤在空中不聽我使喚。一直坐在後排座位上的卡門和梅塞德斯,直到汽車像一個小孩似的躺在春天大葡萄園的排水溝裡時,才喘過氣來。我對那次事故還惟一記憶著的是,在旁邊座位上的阿爾瓦羅的臉,仿佛在死的前一刻,用一種憐憫的表情看著我,好像在說:「這個笨蛋做的什麼雞巴事。」

  阿爾瓦羅的母親曾是個漂亮迷人的女性,但是,20年以來,她已不再照鏡子,因為她開始以自己認為的不同方式來看待自己。她是一個進步的老奶奶,她穿著獵人服,騎著自行車,在大草原的莊園裡為人們無償地打針。

  在紐約的一天晚上,當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我請她留下照看我的14個月的兒子。她一臉嚴肅地告誡我們要當心,因為在馬尼薩萊斯時,她曾對一個孩子使過一招。由於這個孩子不停地哭,她不得不用一枚有毒的甜黑莓使他安靜下來。

  儘管她這樣說,那一天,我們在「梅亞西斯」商店裡還是把孩子委託給了她。

  當我們看完電影回來時,發現只有她一個人,而治安機構正在尋找孩子。可她還企圖安慰我們,就拿她的兒子同樣嚴肅的例子說:

  「你們別擔心,阿爾瓦羅在布魯塞爾時也曾讓我丟失過,當時他7歲,現在你們看他還好好的。」

  當然他好好的,這是她的一種文明、極好的解釋。他還在半個地球上出了名,這不只是因為他的詩歌,也是因為他是世界上最和藹可親的人。他所到之處,均留下狂熱的奇談,拼命的美餐和才華橫溢的難忘的蹤跡。

  只有我們認識他和最愛他的這些人,才知道嚇唬他的幻覺的不過是虛張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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