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爾克斯(45)_學達書庫

四五

　　沒有任何一個我認識的作家像他那樣關心他人，特別是關心比較年輕的人。

　　他鼓勵他們違背父母的意願學習詩歌，用秘密書籍改變他們，用生花的口才感化他們，讓他們漫遊世界，使他們確信，成為詩人是可能的。

　　誰也沒有我從他的這種美德中得到的實惠更多。

　　我有一次曾經說過，是阿爾瓦羅把第一冊《佩德羅·帕拉莫》帶給我的，他並且對我說：「書裡有您可學的東西。」

　　他從來不曾想像到他參與了這種文學創作。因為我從胡安。魯爾福的作品中，不僅學會以別的方式寫作，而且學會準備一個不同的故事，以便不重述我正在寫的東西。我的這種可以用來挽救作品的寫作方法的純粹犧牲品，從我寫作《百年孤獨》起，就是阿爾瓦羅。穆蒂斯。

　　他在18個月期間，幾乎每天晚上都去我家裡，讓我跟他講述完成的章節，我以此接受他的反應，儘管不是同一個故事。

　　他以無比的熱情聽我講述這些章節，讓我繼續重述這些章節的部分。事後，他的朋友向我敘述此事時，就像阿爾瓦羅跟他們敘述這些章節一樣，而我多次佔有了他的貢獻。第一遍初稿結束後，我把它寄送到他家裡，第二天，阿爾瓦羅就在電話上憤慨地對我說：「您使我像一條狗一樣跟它的朋友在一起。」我對他說：「這與您跟我說的一點關係也沒有。」

　　自那時起，他便成了我的原稿的第一讀者。他的批評是相當嚴厲的，但也是很有道理的。我至少有3部小說夭折在廢紙簍裡，因為他的反對是有道理的。我本人不好說，幾乎在我的所有書裡都從他那裡得到很多的幫助。

　　人們經常問我，這種友誼如何能在這樣不尋常的時間裡長存下來。

　　回答是簡單的。阿爾瓦羅和我很少見面，僅僅是朋友。儘管我們都曾在墨西哥生活30多年，又幾乎是鄰居，就是在那裡我們也很少見面。當我想見他，或者他想見我的時候，我們事先電話聯繫，以便確定我們都希望見面。

　　我僅有一次破壞了這種基本友誼的原則。情況是這樣的：被龍舌蘭酒困擾著的我，和一位十分親愛的朋友，在淩晨4點鐘，叩開阿爾瓦羅房間的門。他當時是單身，過著一種聽從命運擺佈的憂鬱生活。

　　面對他那仍被睡意困擾的目光，我們沒作任何解釋，便取下博特羅的一幅長1.2米，寬1米的珍貴油畫。我們沒作解釋，帶上油畫，並對他做了他賜予我們的表示，走了。

　　阿爾瓦羅從未對我說過一句有關那次突襲的話，而我一直等到他70壽辰這個晚上，才向他表示我的歉意。

　　這種友誼的另一個好支柱是我們多次在一起進行的旅行。這便於我們在大部分時間裡關心別人和別的事，只有實際上值得時，我們才一個人關心另一個人。

　　我們對旅遊學校最美好的回憶不是上課，而是課間休息。

　　在巴黎，我正在等待著女士們購物，坐在時髦咖啡館臺階上的阿爾瓦羅，把頭扭向天空，翻著白眼，伸出一隻乞討的手。這時，一位無可指責的先生，用典型的法語調兒對他說：「您是個穿著卡耶爾之流運動衫的無恥的乞討之徒。」他給了阿爾瓦羅一個法郎，在不到一刻鐘內，他收到40法郎。

　　在羅馬的弗朗塞斯科。羅西之家，阿爾瓦羅用自己創造的意大利語（實際上沒一句意大利語），便使費利尼、莫尼卡。比蒂、阿爾貝托。莫拉維亞對意大利的電影和文學精華著迷；並且幾小時的跟他們講述金迪奧省的恐怖史，使他們惴惴不安。

　　在巴塞羅那，他模仿巴勃羅·聶魯達的聲音和沮喪的語調朗誦一首詩，一個親耳聽過聶魯達朗誦的人走過來，要求他親筆簽名，以為他就是聶魯達。他的一首詩，自從我讀過之後，就感到不安。現在我才知道，我將永遠不認識伊斯坦布爾，那是一首在不可挽救的君主政體下產生的奇怪的詩，因為從來不說伊斯坦布爾，而說拜占庭。這正如在歷史給予他理由很久以後，不叫列格勒而叫彼得堡一樣。

　　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會有那種預感，我們應該為那首承認伊斯坦布爾的詩驅邪。因此，我說服了他，讓我們乘一艘慢船走，這正如一個人和命運挑戰時應該做的那樣。儘管如此，在我們住在那兒的3天裡，由於受到那首詩的預兆的恐嚇，阿爾瓦羅沒有平靜的時候。只有今天，當阿爾瓦羅是一位70歲的老人，我成了一個66歲的孩子時，我才敢說這句話。我當時沒說，不是怕敗壞一首詩，而是為了阻礙死神。

　　不管怎麼說，惟一的一次我真的以為差一點兒要死了，也是和阿爾瓦羅在一起。我們駕車行駛到著名的普羅斯的時候，一個患精神病的駕駛員駕車從反方向朝我們開來。當時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向右打方向盤，我也沒時間看我們跌到何處。一時間，我劇烈的感到，方向盤在空中不聽我使喚。一直坐在後排座位上的卡門和梅塞德斯，直到汽車像一個小孩似的躺在春天大葡萄園的排水溝裡時，才喘過氣來。我對那次事故還惟一記憶著的是，在旁邊座位上的阿爾瓦羅的臉，仿佛在死的前一刻，用一種憐憫的表情看著我，好像在說：「這個笨蛋做的什麼雞巴事。」

　　阿爾瓦羅的母親曾是個漂亮迷人的女性，但是，20年以來，她已不再照鏡子，因為她開始以自己認為的不同方式來看待自己。她是一個進步的老奶奶，她穿著獵人服，騎著自行車，在大草原的莊園裡為人們無償地打針。

　　在紐約的一天晚上，當我們去看電影的時候，我請她留下照看我的14個月的兒子。她一臉嚴肅地告誡我們要當心，因為在馬尼薩萊斯時，她曾對一個孩子使過一招。由於這個孩子不停地哭，她不得不用一枚有毒的甜黑莓使他安靜下來。

　　儘管她這樣說，那一天，我們在「梅亞西斯」商店裡還是把孩子委託給了她。

　　當我們看完電影回來時，發現只有她一個人，而治安機構正在尋找孩子。可她還企圖安慰我們，就拿她的兒子同樣嚴肅的例子說：

　　「你們別擔心，阿爾瓦羅在布魯塞爾時也曾讓我丟失過，當時他7歲，現在你們看他還好好的。」

　　當然他好好的，這是她的一種文明、極好的解釋。他還在半個地球上出了名，這不只是因為他的詩歌，也是因為他是世界上最和藹可親的人。他所到之處，均留下狂熱的奇談，拼命的美餐和才華橫溢的難忘的蹤跡。

　　只有我們認識他和最愛他的這些人，才知道嚇唬他的幻覺的不過是虛張聲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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