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將軍傳(167)

一六七

　　麥克阿瑟望了一眼自己的妻子，親吻了她以後便坐下來。此時，滿座的成年人都摸出手帕擦著鼻子，但還是無法掩飾他們的淚水。

　　1964年初，麥克阿瑟的膽結石已經非常嚴重，危及到他的生命。但是他的文職醫生還是未能說服他做外科手術。離開朝鮮以來，他就一直對自己的健康滿不在乎，兩次得疝氣都沒在意，要是換成任何其他人，都會去醫治的。他晚年對健康問題掉以輕心的態度和早年的觀念形成了明顯的反差，那時他認為照顧自己的身體是「一個軍人首要的職責。」

　　但是，他仍是一位陸軍軍官。陸軍的軍醫局局長雷納德·希頓中將到紐約告訴他必須進行手術。林頓·約翰遜總統派「空軍三號」軍用飛機將他送往華盛頓。麥克阿瑟不情願地讓自己接受沃爾特·裡德的檢查。

　　讓他大喜過望的是，他發現要給他做手術的醫生小諾曼·斯科特正是1920年曾為他母親治過病的諾曼·斯科特醫生的兒子。醫生們切除了他的膽囊，並取出阻礙輸膽管的膽結石。

　　大約一個星期左右，麥克阿瑟似乎開始恢復。然而他又出現嚴重的大出血。為了止血他又做了一次手術。手術成功了。但是不久，因為腹股溝疝阻塞血流，必須做第三次手術。1964年4月5日，麥克阿瑟去世了。瓊、亞瑟和惠特尼一直守候在他的床前，從他昏迷一直到溘然長逝。

　　他曾決定死後葬在弗吉尼亞的諾福克——一個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特殊意義的地方——而不是埋葬在阿林頓，和父母在一起，或是埋葬在他的精神家園——西點軍校。的確，諾福克是他母親的出生地，但是他對那裡並沒有留下特別好的印象。這是個簡陋的、沒有任何魅力的海濱城市，在他還是個小夥子的時候，為了贏得一個賣報紙的機會，他不得不在一個街角和人大打出手。那麼為什麼會選擇諾福克呢？

　　他說這是因為它與他的母親有關，但是似乎他更多地是受到一些事實的啟發，即他的同時代人胡佛、羅斯福、艾森豪威爾和杜魯門都要被安葬在宏偉壯觀的總統紀念館裡：他們的軀體和他們生前的文章都要被供奉起來，一座始終讓火焰熊熊燃燒的紀念碑遠遠勝過淒涼慘淡塚。第5個人喬治·馬歇爾沒有資格進入總統紀念館，但是弗吉尼亞州軍事研究所計劃修建一所宏偉的馬歇爾研究館並在校園中建造紀念碑以供後人前來瞻仰。

　　諾福克市向麥克阿瑟提供了一塊正方形的街區，那裡有4棟別致的建築。他可以被安葬在大穹頂下的地下墓穴裡，就像他心目中的英雄拿破崙一樣，他的文章也將被永遠地保存在同一地點。那裡將開設一家劇院、一所博物館、一座檔案館和一家禮品店。這批建築群跟總統紀念館的設計幾乎不謀而合。

　　諾福克極力爭取麥克阿瑟的遺體實在是件令人感到意外的事，就像是命中註定他最終要長眠在故鄉一樣。這是被推向神壇的麥克阿瑟無法拒絕的。只有偉人才能獲得此項殊榮。但是事物總有它的另一面。

　　麥克阿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把紀念館贈送給他的是在諾福克長期擔任市長的弗雷德·達克沃斯，此人是個欺壓百姓的惡棍，人稱「潮頭老大」，達克沃斯發現，把這塊土地變成麥克阿瑟廣場是一條推動地產交易的出路。更有甚者，麥克阿瑟紀念館不僅僅供奉將軍的英名，還捎帶上了這位市長的名字。

　　1972年，達克沃斯被人謀殺了。有人在離他家幾個街區遠的人行道上發現了他，他的身體像篩子一樣佈滿子彈洞。據諾福克的人說，「達克沃斯樹敵很多，警方不知道該從何處著手，所以他們也沒做調查。」謀殺達克沃斯的兇手始終沒有被發現。

　　麥克阿瑟長眠於弗吉尼亞的諾福克，一些訓練有素的年輕人勤勉地守護著麥克阿瑟的紀念館，它在那裡等候著瓊，在它的四周有停車場、商店門面和銀行。又過了幾年，市參議會計劃在馬路對面建造一座麥克阿瑟商城，為的是讓它和諾德斯特龍商店一起將中產階級吸引到市商業區來。

　　即使將諾福克作為安息地是個匪夷所思的選擇，從這座紀念館還是可以對他這個人和他一生的事業窺見一斑。他的紀念館所獲得的捐贈設有馬歇爾的基金會那麼多，但馬歇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朝鮮戰爭時擔任過他的上司。此外，馬歇爾的軍銜也應比他高。儘管兩個人都是五星上將，但是馬歇爾的資歷卻比他早二天。

　　麥克阿瑟紀念館不像總統紀念館那麼宏偉壯麗，而且永遠也不會。他不是總統，儘管他曾經可能很想當總統。另一方面，美國還沒有哪一位作戰指揮官的紀念館能比麥克阿瑟的更恢宏。從這一角度來衡量的話，麥克阿瑟的結局可說還算木錯了。

　　麥克阿瑟特別注重自己的名譽，可能至死都是如此。近年來，一些學者和記者痛斥麥克阿瑟是一介武夫和頂尖牛皮大王。但是他作為偉大的戰士和愛國者，一直受到人們的尊重。此外，到麥克阿瑟紀念館參觀的日本客人絡繹不絕，在他們心目中，麥克阿瑟一直是一位英雄。

　　麥克阿瑟的強烈矛盾性格使他同時受到尊重和指責，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按照馬科斯·比爾博姆的觀點，只有庸人才會沒有爭議。天才的失敗是和成功相對應的。在他漫長一生中的一天——1950年9月15日，在仁川——他證明了自己是一位軍事天才。

　　那麼他是否是一位偉人呢？麥克阿瑟的一生處於19世紀那個相信偉人創造歷史的年代裡。他告訴奎松——一個他認為和他一樣雄心勃勃的人：「偉人的誕辰目標誌著世界進程的里程碑。歷史就是他們的傳記的總合。」他一生中惟一的目標就是躋身于偉人的行列：但是受過教育的人不再相信僅僅個人就能改變世界歷史。儘管按照他自己的認識，他是一位偉人，我們現在又有了別的引航燈。

　　他到達事業巔峰的道路是充滿痛苦的經歷，他超常的自我約束力使他的所有成就變為可能。「他們要具有強有力的人格，面對衝突、危機、重大事件時……往往是直來直去、不屈不撓，不顧社交風度。如果他們能深入群眾的話，還可能會讓人們公正地對待他們，瞭解他們的過人之處，但他們很少受人愛戴，而且到達頂峰的路並非一帆風順。」這不是麥克阿瑟的話，而是查爾斯·戴高樂於1927年在對法國陸軍軍官們所作的關於領袖的一次演講中所說的。但麥克阿瑟也有同樣的感觸。他曾在與第一位妻子結婚以前告訴她：「生活對我來說總是一場非常嚴肅、非常殘酷、非常艱苦的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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