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24)_學達書庫

二四

　　同時，倫敦《觀察週報》、《自然》雜誌、《泰晤士報》文藝副刊、美國曼徹斯特《衛報》、加爾各答《印度史學學報》、紐約《遠東考察》雜誌等等都對SCC讚不絕口，大加推崇，認為這部作品是獨一無二、劃時代的作品，其中《泰晤士報》的評論從另一個側面指出了SCC的重要意義。「我們不應當去問這部書是否會經受住時間的檢驗或是否正確。因為李約瑟博士已經打開了足使一連好幾代科學史家要忙於探究的一個全新的世界，同這一事實相比，上述問題就是居次要地位了。重要的不是此著一些推論是否正確或其細節是否準確，重要的事實是它是極其打動人心的」。

　　後來，李約瑟研究所研究員格利高裡·勃魯從研究方法上給SCC予極高的評價，「李約瑟博士科學史學的特殊貢獻在於他將近代科學（它的特徵是對自然界作數理假設、無情的實驗、結論的普適性與世界範疇的可行性），同傳統科學［它在人種學上講拘泥於其隱晦的定性的思想，例如陰陽或4種體液（即血液、粘液、膽汁、憂鬱液）］區別開來。根據這種觀點（它不同於歐洲中心論的史學觀），出現在17世紀歐洲科學革命中的東西並不是科學本身，而是近代科學本身就是一種自覺發現的手段。」

　　對於李約瑟博士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貢獻，格利高裡·勃魯認為李約瑟博士否認科學是顯示西方文明優越性的專利品，而只是一種「新」的、能為全人類各民族共同運用和發展的東西。

　　顯而易見，這些看法正是李約瑟博士對一般的跨文明研究所作的貢獻。因為一旦將西方科學的優越性置於一個適合的比較歷史學的框架之中，一般的文化沙文主義的各種本質先於存在論就很難立足。例如，如果事實表明，在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裡，歐洲一直處於現在我們所謂的技術交換的接受一端，那就很難看到什麼任何跨歷史時期的種族和文化優越性可以歸因於西方人。而且，更深地瞭解像中華民族這樣特殊的文化資源（它的活生生的傳統正塑造著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對於不僅瞭解過去，而且瞭解中國人的現在和將來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如果通過歷史事實表明，這樣的文化資源不是生來與科學和社會進步格格不入的。那麼，人們就不應繼續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和現代化只有通過勢不可擋的西方化才能實現。

　　當然，在一片讚譽聲中，也有幾聲責難。一些對中國文化一知半解的科技史家，把這部著作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史，是不可信賴的。對此，李約瑟很平靜，他寫了一首小詩來表達自己的心境：

　　寫的東西不算少，
　　好壞自己亦不明，
　　但有虛誠一點心，
　　願為世界開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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