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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傳說經常是事實和虛構的巧妙結合,是為了欺詐,為了給人印象,為了鼓舞人,有時單純是為了吸引人。但是傳說是瞭解領導素質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領導素質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領域內——商業、體育、藝術、學術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進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聲望本身不是領導素質,傑出也不是。無需從事領導,在某一方面也能達到傑出的境界。作家、畫家、或音樂家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就可以進行藝術創作。發明家、化學家或數學家也可以在與外界隔絕的情況下施展他們的才能。政治領袖必須激勵追隨者。偉大的思想可以改變歷史,但是,只有出現偉大的領導時,思想才有力量。

  同樣,「偉大的」領袖並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發起一個國家。約瑟夫·斯大林行使權力殘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國境的千百萬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壞人同樣可以被驅使、同樣果斷、同樣老練、同樣有說服力。

  領導素質本身在道義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壞事。

  因此,偉大的領導人高於其他人,也不是因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較少。「好人最後成功」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體育上更適用。偉大的領導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籌,他們更堅強、更足智多謀、判斷更敏銳,這種敏銳性使他們不犯致命錯誤,並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閃即逝的機會。

  智力上才華橫溢也不是領袖獨有的特徵。本書所論述的所有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非常聰明的。他們都有敏銳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們思考得較具體,而不是更抽象,他們注重權衡後果而不是創立學說。教授一般是通過他自己的價值準則來觀察世界,然後上升為理論。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理論可以作為分析的出發點,但決不能代替分析。

  什麼是成功的領導人應具備的基本品質?這是關於領導因素中最明顯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當然,不會只有一種答案。

  在不同的情況下要求不同的品質,但才智出眾,敢作敢為、勤於職守、判斷敏銳、獻身偉大事業的精神以及某種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質。在歷次政黨競選活動中,我經常說,我們必須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鬥爭上」都能壓倒反對派。偉大的領導人要有洞察力、深謀遠慮、並願去進行大膽而又深思熟慮的冒險,當然他也需要好運氣。首要的是他必須果斷、必須精細地、冷靜地分析他的機會,然後斷然採取行動,決不能象哈姆萊特那樣沉思而無決斷,因「思慮憔悴而無所事事」。他渴望行動,並願意為此付出代價。長久以來,一直有這樣一種荒誕的說法:一個人只要稱職,他就一定會而且應該官運亨通。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這種不真實的說法多半是在知識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種手法。如果你能給我找出一個勉強上陣的候選人,那我准能給你找出一個失敗的候選人。一個不情願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不可能承受選舉運動所要求的那種緊張,他也不可能承擔領導人應有的犧牲:無情的人身攻擊、使人精疲力盡的節目安排、不公正的惡意的批評、難以忍受的諷刺漫畫。除非一個人準備忍受這一切,並仍然熱情不減地從事竟選,否則,即使選舉獲勝,他也不可能有堅強的毅力去克盡職守。

  有一種必須具備的條件,人們往往忽略它。它使許多本來很有才華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沒有獲得最高職位。溫斯頓·邱吉爾在描繪十九世紀英國一位有可能成為偉大領袖的人時,寫道:「他絕不摧眉折腰,決不祈求什麼」。在美國,托馬斯·伊·杜威和羅伯特·阿·塔夫脫,也許由於缺少這種品質,致使他們沒能當上總統。1952年在紐約舉行的一次政治性宴會上,我坐在杜威旁邊,突然,一個有點醉意的客人拍著他的後背,以一種在杜威看來是過分親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邊並問我:「那頭蠢驢是誰?」此人正是紐約州北部地區好幾份較重要的小報的報主。1952年在新漢普夏的初選中,一個小姑娘向塔夫脫要求親筆簽名。塔夫脫拒絕了,態度生硬地解釋說,他很樂意與人們握手,但如果他把時間都花在滿足人們的簽名要求上,那他永遠也完不成競選運動。不幸的是,這個插曲被電視臺拍到了,並在美國千家萬戶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儘管塔夫脫的邏輯是那樣的無懈可擊,但這個插曲在政治上的後果是毀滅性的。

  領導人因為繁忙,因為自命不凡,由於對別人的打擾和分心惱火,並認為自己高人一等,這就可能會使他對他認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會在三方面引起麻煩。第一,領導人要有追隨者,他需要的追隨者中,其中許多人的思想,他認為是愚蠢的。第二,他所認為的蠢人、不願理睬的人,並不一定是蠢人。第三,即使是蠢人,領導人也可以向他學習。領導和人民之間,要有一條無形的紐帶;如果領導人對人民流露出蔑視,就可能切斷這種紐帶。然而,必須時刻牢記:領導人不是普通的人。他們不應以一個普通人的:姿態出現,如果他們試圖這樣做,就會顯得做作,不僅虛假而且有失尊嚴。

  人們可能喜歡鄰居家的男孩,但那並不意味著要選他當總統或國會議員。成功的領導人不應以話語來鄙薄人民,應當尊重他們,千萬不能傲慢。他一定要願意,並能夠「容忍蠢人」,對那些他要尋求支持的人表示尊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一種與眾不同的品質,使人們尊敬他。如果他要取得人們的信任,那他一定要喚起對他的信仰。這種作法不僅是正當的,—如果他是平庸之輩,他就不會成為領袖——而且在民主社會中,造成領導的這種神秘性是必要的。

  領導人不僅要學會如何講話,而且要懂得什麼時候緘默不語。卡萊爾曾經說過:「緘默是成就大事的因素」。戴高樂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一位領導人來說,緘默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

  也只有當我們傾聽而不是在講話時,才能學到東西。

  我多次見過乍到華盛頓的政界新人,他們那種表面上善於詞令、即興長篇大論的能力,曾使新聞界及他們的同僚眼花鐐亂。但不久,這種新鮮勁就消失了。他們發現人們不是從他們如何演講,而是從他們講什麼來衡量他們。他們由於不是法國人所謂的嚴肅的人而被擯棄。最能言善辯的人,往往是思想上最膚淺的人。有可能成為領袖的人,在做抉擇時,一條可靠的法則是:遇事少言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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