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05)_尼克松

一〇五

　　很難對勒納的結論提出異議：

　　讓我們弄清楚一件事：作為準則，理想和道德在政治活動中都是重要的，但作為手段，它們幾乎是無力的。成功的政治家是一名藝術家，他關心公眾情緒的細微差別，留意各種工作方式的相似處，注意估計政敵的策略，並重視通過妥協和讓步把自己一方團結起來的艱苦工作。宗教改革者經常能成功地把公眾道德提高到接近某些倫理標準的水平，但作為政治家，他們從未取得成功。

　　人們經常說，在任何領域中，包括政治領域，取得成功的關鍵是「振奮精神」，然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數偉大領袖都是出色的演員，儘管只有戴高樂坦率地承認這一點。像偉大的舞臺表演家們一樣，他們扮演公開角色如此之好，以至實際上成了自己所創造的角色的一部分。

　　赫魯曉夫使用誇張的語言，有自己的打算。同樣，戴高樂數點法國偉大的各種標誌，也有自己的考慮。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彌補各自國家的不足。赫魯曉夫裝作專橫霸道，戴高樂則扮演傲慢的封建領主，兩人都在玩弄心理學上的小動作。雖然兩人各有打算，但他們並不虛假。赫魯曉夫是個惡棍；戴高樂目空一切，赫魯曉夫粗魯；戴高樂是一位熱情的愛國主義者，一位相信他的國家是偉大的法國人。要成功地扮演角色，重要的是適合角色。

　　阿道夫·希特勒是二十世紀最蠱惑人心的政客。他鼓動唇舌，可以使人們入迷，煽動起數百萬人的瘋狂的仇恨、恐怖心理和愛國熱情。如果戴高樂的目標與希特勒一樣，他會幹出同樣的事嗎？不，戴高樂的巨大力量，他的號召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於他的道義上的權威；人們不能想像戴高樂會煽動暴徒去進行謀害，就象不能想像他會當眾脫光衣服一樣。他的成功是因為他的特點適合他的角色：把法國的最傑出的人物集結在一起。

　　有些偉大領袖竭力把人性隱藏起來，有的則加以炫耀，甚至誇大。在作風上，戴高樂和縱欲的林登·約翰遜有巨大的差別，戴高樂傲慢自大，約翰遜精力充沛，生氣勃勃。然而，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他是有能力的，這部分是因為，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每個人確實比他的一生還偉大。約翰遜，」療法」是傳奇式的，它既是誇張的，又是實實在在的。象喬治·華盛頓一樣，戴高樂總是蜷伏在沉默寡言的繭中。被約翰遜試圖說服的人發現，他自己陷入了林登·約翰遜的包圍。

　　沒有堅定的意志，或者沒有強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為重要的領袖人物。把自信隱藏起來，裝作不存在，代之以外表的謙虛，這種作法最近時髦起來了。但是，我從未見過一個重要的領袖不是自我主義者。他們中有些人喜歡謙虛的氣氛，但沒有一個是謙遜的。謙遜是作姿態、裝樣子，正如麥克阿瑟的玉米軸煙斗是一種擺設、邱吉爾的高視闊步是一種姿態一樣。一個人想要駕馭領導人必須對付的各種勢力，那他必須相信自己，用領袖人物應有的方式來對待自己。他必須相信他的事業。不相信自己，就不能說服別人相信他。

　　1947年，法國的一位批評戴高樂的人對我說：「在政治事務中，他認為他同上帝有直通電話線，在做出各種決定時，全部要做的事僅是接通電話，直接從上帝那裡得到指令。」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影響歷史的領袖們，有時是正確的，有時是錯誤的，但從不猶豫不決。他們相信自己的直覺。他們也集中別人的意見，但要按自己的判斷行事。本書所涉及到的領袖們，有的會犯錯誤，但他們極其自信：如果是追求自己的夢想，按自己的直覺行事，那麼，他們大部分時間內大致是對的。他們從來不懷疑他們是站在最高點：因為他們最適合自己的職務。正因為如此，他們才不會讓位於第二流的人物。

　　一個領袖人物的耳朵有時要練得同人們的心聲協調起來。

　　行使權力就是鍛煉這種協調。隨著他越來越看慣了自己的決定帶來的重大影響，領導人也越發安於作那些決定，並寧肯準備承擔自己失誤的後果也不接受其他人的錯誤的後果。

　　一個領袖在決定怎麼辦時，可能要經歷極大的痛苦。成功的領袖中，很少有人在作出決定後花費更多的時間去為這些決定煩惱，嗟歎這些決定是否正確。在試圖結束美國捲入越南的問題上，我最難於做出的決定常常是那些最後的決定。當參與這些決定的顧問們事後私下懷疑這些決定是否正確時，我總是說，「記住羅特妻子的教訓，不要向後看。」如果一個領袖過多地考慮他的決定是否正確，就要磨損銳氣。他要全力注意明天應做的決定，唯一辦法是堅定地把昨天置於腦後。

　　這不是說他不要從錯誤中汲取教訓，而是說在他有時間來進行思考的時候要對錯誤應該採取分析的而不是被動的自疚的態度。戴高樂處於「在野」的年月裡，阿登納在獄中和修道院期間，邱吉爾下臺時，德·加斯佩裡在梵蒂岡圖書館裡時——他們都有時間進行思考，並充分利用了這種機會。我發現我的最寶貴的年月是擔任副總統和總統這段時間，當時我可以從事件的中心擺脫出來，較為慎重地回首往事和展望未來。

　　我所認識的領袖人物實際上都是非常易動感情的，換句話說，他們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有些人象邱吉爾那樣外露。另一些人象赫魯曉夫那樣，無恥地濫用感情。戴高樂、阿登納、麥克阿瑟、周思來和吉田茂則是那種能自我克制的典範，他們在公眾面前出現時，把個人感情隱藏起來。但是，非常瞭解他們的人會深深感到隱藏在他們內心深處的強烈的情感核心。

　　在瞭解領袖人物的過程中，往往很難把虛假從真實中區分出來，原因在於政治領導的某些方面造成了假像。邱吉爾是這方面的大師。他經常是在當演員。對於戴高樂來說，神秘、榮譽、超然、受到喝彩都是治國的手段，用以促進法國的事業。

　　世襲君主經常對臣民控制感情，這不是個性問題：而是羅曼蒂克式的虛假。我們周圍的電影明星、搖擺舞明星、現在電視中著名人士都是在虛假的服飾下，使群眾神魂顫倒而紛紛購票的。

　　政客比演員或電影製片人更清楚、惹觀眾厭煩就會失去觀眾。因此，偉大的政治家很少是遲鈍的，也不應是遲鈍的。政治領導人不僅應啟發人們的理智，而且應打動人們的感情。除非領導人能喚起人民一定的感情，否則最英明的路線也歸於失敗。

　　在枯燥的歷史教科書裡，我們找不到關於領導素質的論述。要找到它，我們必須注意人們的精神，看看支撐和驅使他的是什麼，使他能夠驅使和說服人的又是什麼。我們在麥克阿瑟和邱吉爾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負、自相矛盾、老是擺架子，然而他們有著長遠的歷史眼光，既才華橫溢、又富有洞察力；他們被驅使，也驅使別人：他們對自己命運的估計大都與他們對自己國家命運的看法連在一起。我們還應當留心有關傳說。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