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07)_尼克松

一〇七

　　邱吉爾在論及羅斯伯裡勳爵時寫道：「不管別人對民主政治的見解如何，對民主政治的粗糙的、散亂的基本原則有實際體驗總是好的。要培養一位政客，最必不可少的是參加選舉鬥爭。」

　　邱吉爾瞭解勝利或失敗以及在荊棘叢生的政治生涯中遭到粗暴對待是什麼滋味。他對投入選舉運動的教育意義的估價是正確的。選舉是「粗糙的和散亂的」，但選舉對民主制度、對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相互影響來說，都是必要的。民主政治是各種集團、各種力量以及各種利益之間的極其複雜的妥協過程。領導人應該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這種陳詞濫調是貶低民主制度，是對選民的蔑視。那些高高在上的，對政治進程散佈不滿的權威們，從本質上講，是真正的獨裁主義者。

　　領導人應該走在人民的前頭。在國家向何處去，為什麼朝那裡走以及應該採取什麼步驟達到目的等問題上，他應比人民有更明確的見解。但他必須帶領人民同自己一道前進。只是發號施令，但回頭瞧瞧，無人跟隨，毫無意義。他必須做說服工作，讓人民贊同他提出的見解。在這一過程中——在勝利之前的追求中——他可瞭解到許多人們關注和有保留的事，人們期望和擔心的事，所有這一切，作為一位領導人都是必須應付處理的。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他還會對將來不得不作出的各種妥協，得出更完善的結論。

　　那個高唱「堅持原則」譴責妥協的權威，實際上是要求領導人採取自我毀滅的政策。很少有領導人願意這樣做，也不應該這樣做。那位權威沒有看到，領導人往往不得不作出妥協，從而為明天的鬥爭保存自己。什麼時候進行妥協，這是一項分清輕重緩急的工作。坐在扶手椅中的戰略家，他們不考慮其他戰事，氣喘吁吁地斷言：這位領導人必須參加並贏得這次戰鬥，必須去作戰。這談何容易。常有這樣的時刻，一位承擔責任的人可能會得出結論，如果他要贏得整個戰爭，那麼某一次特定的戰鬥的代價是否大大了。他必須作出抉擇：要打哪些戰役，不準備打哪些戰役，以便為未來更重要的戰役，節省力量。

　　「民意測驗」來決定自己命運的政客太多了。迷信民意測驗的候選人可能會當選，但他不會是一位偉大的領導人，甚至稱不上好的領導人。民意測驗對摸清那些地區需要做特殊說服工作，可能是有益的。但是，誰要按民意測驗來確定方針路線，那他就是忘記了作為一位領導人的作用。領導人的任務並不是聽從民意測驗，而是讓民意測驗服從自己。

　　成功的領導人必須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戰鬥，什麼時候應當退卻，什麼時候應當強硬，什麼時候需要妥協，什麼時候必須大膽講話，什麼時候需要緘默不語。

　　他必須高瞻遠矚，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有一個目標和信念。

　　他必須胸懷全域——看到這項決定與其他決定之間的相互關係。

　　他必須走在前頭，但不可走得大遠，以至失去自己的擁護者。

　　在進行競選活動的「激烈而又紊亂的」過程中，他有機會來推動自己的擁護者前進，估量能把他們帶得多遠。如果伊朗國王過去必須參加競選的話，那他可能不會失去他的國家。

　　一位將軍要有部隊，但也要有一個指揮機構。一位政治領導人要有擁護者，但也要有一個組織。

　　對許多領導人來說，最難以接受的事情是授權問題。艾森豪威爾曾以一種簡略的形式對我說過，作為一個最高長官他必須克服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學會簽署一份拙劣的信件，也就是說，在一份為他起草的信件上簽名，即使他很清楚，如果他親自起草這個信件，會寫得更好些。

　　領導人最寶貴的東西是時間。如果把時間都浪費在無關緊要的事情上，那他將遭到失敗。在需要他做抉擇的最重要的事情中，包括決定哪些事親自料理、哪些事交他人去做，在這些人中，他還要選出自己願意授權的人。領導人一定要善於挑選能幹的人，擯棄那些不管出於什麼理由的怠工者。格萊斯頓曾說過，當總理首要的條件是當一名屠夫。激發人們的熱情可能是一位領導人所面臨的最艱巨的但也是最基本的任務之一。下級人員中，出現受賄或不忠誠的情況，不難對付，但在那些工作人員忠誠、有獻身精神卻不稱職的地方——旁邊又有更適合的人——做激發工作就比較棘手。這也是領導者需要勇氣把公共責任置於個人感情之上的時候。但這樣做要有限度。忠誠是相互的，如果象大開旋轉門那樣人來人往，要保留一支忠於職守的隊伍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必須搞平衡。但在搞平衡時，要防止慣性，從而使平衡變得容易些而不是改變平衡。他必須是一個屠夫，既要使他的委任授權圓滿完成，又要保證他能放手作這項工作。他只有有限的時間來行使權力，必須最充分地利用它。如果他自己不是出色的屠夫，那他就要另物色一個。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將軍有一次竟哭著對我說：「我過去僅僅是艾森豪威爾的一個不太稱職、無一技之長的下手。艾森豪威爾總要有一個不太稱職的、無一技之長的下手」。在我的政府中，鮑勃·霍爾德曼以殘酷無情而聞名，原因之一是他為我執行了許多屠夫的任務，而這些任務是我不能親自完成的。

　　尤其是在涉及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時候，由於其他的原因，屠夫的職能是極其重要的。我發現，一般他說，在官僚機構中，很少人的動力是出於對領導人的忠心，有些人的動力來自忠於對領導人所代表的事業。但大多數人，首先是被自身利益所推動，有的想高升爭先恐後一級一級地向上爬；有的謀求保障，保住他現有的工作。一個機構可能出現的最糟糕的亭是它提供了過多的安全保障。人們逐漸鬆鬆垮垮，機構的效率越來越低。為了保持士氣，需要有各種切實的刺激。很明顯，偶而刺激一下，會使部隊振作，會為每個機構提供一劑它所需要的興奮劑。

　　歸根結蒂，委任授權決不能代替領導人對問題的透徹思考和對重大問題親自作出決定。他可以而且必須把做事的責任授權別人，但決不能把作決定的職責委託別人。這是人們選出他並要他親自做的事。如果讓手下的工作人員替他思考，那他就成為一個追隨者，而不是一個領導人。

　　在物色人馬時，保守主義的領導人比自由主義的領導人面臨的問題更嚴重。一般他說，自由主義分子更要求有政府並渴望成為掌管政府的成員。保守主義分子不大希望有政府，也不想參與政府。自由主義分子要求管理其他人的生活。保守主義分子願意獨善其身。大學教師和學生傾向于當自由主義分子，工程人員傾向于當保守主義分子。自由主義分子自動湧向政府，保守主義分子則需要誘導和說服。由於挑選餘地較小，因此保守的領導人經常不得不在那些忠誠但沒有才華和富有才華但不忠誠的人之間選擇——這種選擇不是按個人的直覺如何，而是依據對領導人的保守主義原則的根深蒂固的獻身精神。

　　從領導人的授權來看，有些事情相對容易些：即那些別人明顯地會比自己做得好的事情。戴高樂、阿登納和吉田茂本人都不是第一流的經濟學家。他們每個人都有良知，讓其他人（蓬皮杜、艾哈德和池田勇人）來掌管經濟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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