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04)_尼克松

一〇四

　　好萊塢的劇作家們通過銀幕和電視影響美國人的自我認識，他們也對權力饒有興趣，著意于嘲諷高級官員——無論他們是軍界、商界或是政界的人物。高級官員不能象坐在令人眼花瞪亂、激起遐想的滑行鐵道上，漫遊虛幻世界，那樣的話，他會被看成是古板守舊的、愚蠢的、退鈍的。他不能象生活在一個虛假的或是理想的世界裡那樣處事，他必須應付現實世界中不盡完美的一面。看起來，他對自己周圍的苦難似乎無動於衷。事實上，他並非對弊端漠不關心，他得親自關心那些真正有助於減輕弊病的事，即使是漸進的、毫無戲劇性的。好萊塢可以作作姿態，高級官員則要實實在在地幹。

　　從運用策略和治理國家來看，權力意味著幾千甚至幾百萬人民的生與死，興盛與貧困，幸運與悲劇。任何握有權力的人都不能忘記這一點，儘管有時他有意忘記它。權力能在不同方向上為開創和推動歷史提供機會。對瞭解這一點的人來說，很少有什麼樂事能比得上權力。那些尋求幸福的人，不會得到權力，即使到手，也不會很好地運用它。

　　一位古怪的觀察家曾經評述說，喜歡法律和香腸的人不必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香腸是怎樣製作的。

　　同樣，我們敬佩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但對於他們成功的方法卻往往視而不見。人們常向小學生講述喬治·華盛頓和櫻桃樹的故事。道德家讚賞威爾遜的「公開契約，公開達成」的理論。埋在扶手椅中的自命不凡的權威們，要求領袖們「堅持原則，決不妥協，要做政治家，不要當政客」。

　　在這個現實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協，民主就是政治。任何想成為政治家的人，首先要成為成功的政客。一位領袖必須面對現實情況下的人民和國家，而不是去應付理想中的人民和國家。由此可見，作為領導應具備的品質，無須讓孩子們竭力去仿效——除非想要他們當領袖。

　　評價一位領袖，涉及到他的行為特點時，關鍵不在於這些行為是否吸引人，而是是否有用。狡詐、自負、偽裝——在其它場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對於領袖來說，或許是必要的。

　　他需要狡詐以便把利益衝突的各個集團捏合成不斷變動的聯盟，這種聯盟是進行統治所要求的。要給公眾留下適當的印象，某種程度上的自負也是必要的。為了在關鍵問題上取勝，有時又需要某種偽裝。在得到公認前很久，戴高樂私下吐露，他認為獨立是阿爾及利亞的唯一抉擇。羅斯福一邊談論美國不捲入戰爭，一邊卻在運籌美軍參戰。

　　一個領袖應當走在前邊，走在公眾輿論的前頭，但不可太遠。力圖將公眾團結在自己周圍的同時，他往往得藏一手，露得太早，就要為這場遊戲付出代價。戴高樂寫道：政治家「必須懂得什麼時候偽裝，什麼時候坦率……他發現只是在上千次的詭計和一本正經的許諾之後，自己才被委以全權的。」他還強調說，「每一個實幹家都有相當程度的自私、驕傲、強硬和狡詐。但是他會得到諒解——事實上，如果他能把它變為達到偉大目標的手段，還被看作高尚的品德。」

　　領導素質中有些一般人不讚賞的方面，不僅存在於政界。我認識一些商界的領袖，他們象政客一樣的冷酷；也認識一些宗教界和學術界的領導人，他們搞陰謀詭計，欺騙和擺佈別人，無異于華盛頓的官僚。事實上，從學術界進入政府又回到學術界的人常說，大學裡的競爭、傾軋比政府中更兇殘更卑鄙。學術界更偽善，更談不上神聖。

　　但是，無論在哪種領域，重大的道德問題，實際上是有限度的問題。那些極端自私的人會被立即解雇，不論採取何種特殊形式的利己作法，是蠻橫地對待對手還是擺出道貌岸然的姿態。那些披著美德的外衣折磨別人又善於洗刷自己的人，那些道貌岸然坐地行劫的貴族，與商界的搶劫貴族一樣彼人蔑視。白領、藍領不是道義的標誌，牧師的衣領也不是什麼道義的標誌。

　　政界的競爭比商界、教育界或者新聞界更引起人們的注意，這不是因為政界更富於競爭，而是競爭更公開的兩大領域是體育界和政界。在其他領域裡，競爭同樣激烈，但較為隱蔽。從我自己也認為有偏頗的見解看，當賭注涉及到政府政策，甚至國家生存的大問題時，競爭較為高尚些，賭注下到某種穀物的特種商標銷售份額或電臺、電視聯播節目是否受歡迎的調查戰上，競爭就不那麼高尚。我多次發現，同是那些玩弄聯播遊戲的評論員們，在評判我們這些人時，就變得虛偽起來。

　　在大眾哲學領域中，最熟悉的爭論之一是目標正確就證明手段是正當的。有時談得很深奧，但大部分討論是膚淺而愚蠢的。

　　宣稱目標正確就證明任何手段都正當是荒唐的，說其他本來不能接受的手段，現在是一個偉大的目標所需要的，這同樣是荒唐的。那些手段永遠不能證明它是正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人類為打敗軸心國的侵略而付出的代價是驚人的——幾千萬人遭殺害，成為殘廢、或被餓死——但是這個目標證明付出代價是正確的。如果不同希特勒戰鬥或是戰爭失敗，情況會更糟。

　　任何時候，一位領袖都必須權衡後果：這是領袖的第二個本性。他不能束縛在武斷的僵死的條條框框裡：在截然不同的形勢下，也不能被那些不承擔責任的人捆住手腳。

　　無論是手段還是目標，都不能單獨作為衡量領袖人物的尺度。沒有一個偉大的計劃，就不會站在前列，領導能力必須服務於目的，目的越崇高，領袖潛在的形象就越高大。但是光有目的是不夠的。他必須取得成功，必須有實現崇高目標的方式來保證成功。他決不能採用有損於或使這種目標蒙受恥辱的手段。如果不能成功，他的事業和歷史都將遭到失敗。

　　我們稱亞伯拉罕·林肯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他確實當之無愧。但他又是頭腦清醒的實用主義者，一個十足的政客。他的實用主義和政治手腕使他的理想得以實現。作為政客，從本質上講，象作贊助人一樣，他的行動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作為實用主義者，他只是在南方各州中而不是在還留在北美合眾國內的邊境各州裡解放奴隸。作為理想主義者，在重大危機時刻，他心力交瘁地維護北美合眾國。為了這個目標，他違反法律、干預憲法、專橫地攫取權力、踐踏個人自由。他辯解這是必要的。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釋為什麼粗暴地踐踏憲法時，寫道：我維護憲法的誓言賦予我這樣的責任，以一切必要的手段來維護政府，維護國家，手段之一就是這個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國家不復存在，憲法還能保存嗎？一般他說，生命和肢體都必須保護。但人們常常為了挽救生命而截去肢體，決不會為了保存肢體而捨棄生命。我認為，本來是不合法的或者說是不符合憲法的一些措施，從維護國家考慮，就成為維護憲法不可缺少的了。無論是對還是錯，我認為這就是理由，並且現在仍然堅持這種看法。

　　四十多年前，馬克斯·勒納為馬基亞維利的著作寫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在序言中，勒納提出了我們「一聽到馬基雅維利的名字仍舊有點戰慄」的一個原因：我們認識到他描繪的現實確實是現實；人們無論在政界、商界活動中，或在私生活中，並不是按職業道德行事的……馬基雅維利今天使我們面臨這樣的困境，即如何使民主手段和民主概念去適應世界的要求。在這個世界中，從未有過的赤裸裸的強權政治支配著外交領域，左右著國內寡頭執政者的權力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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