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01)_尼克松

一〇一

　　他回國以後，風趣地對內閣說：「我得到的消息說，我不在國內的時候，財政部勾銷了對這個湖的初期工程撥款一百萬英鎊的項目。是這樣嗎？」他的部長們告訴他說，一點不錯。他答道：「噢，那我是否可以說，現在由於部長們的一致同意，這個項目又列入了？」第二天早晨，這個工程果真動工了。

　　在《偉大的同齡人》這本書中。邱吉爾寫道：「偉人的標誌之一，是他有能力使和他見過面的人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有的人通過他們的外表、有的人則通過他們的智慧的力量，給人留下這種印象。實際上，我所認識的主要領導人都尤其擅長這種越來越少見的、面對面的談話藝術。我認為這並非巧合。領導工作就是說服工作。一位領導人如果不能成為一位感人的、能引起人們興趣的談話者，那他就難以成為一位有說服力的人，因此也難以成為領導人。

　　麥克阿瑟專橫的獨白、戴高樂雄辯的見解、吉田茂自我解嘲式的幽默、周恩來光彩奪目的詩句，這一切與今天廣播電視節目中的閒聊相比，就象倫勃朗與指畫法的關係一樣，相去萬里。

　　他們的談話，既有風格，又有實質內容；既生動，又意味深長，能在聽眾中喚起一種對才智的無限尊敬。只有具備這種才智的人，才會有這種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談話。這是成功的領導人確立自己的權力並進行說服工作的途徑之一。

　　我在會見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前，總是期待著會見的時刻早點到來，正象我過去常常期待著一位偉大藝術家的演出一樣——事實也是如此。然而，如果要我把戰後的某一位領導人列于這類人物的首位的話，那麼他將不是一位傳奇式的歐洲人或美國人，而是羅伯特·盂席斯。

　　他的幽默感是犀利的，但不尖酸。他是一位雄辯的警句的創造者，喜歡進行生動活潑的對話，而且是一位耐心的聽眾。

　　更不尋常的是：他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也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善於寫作的人，往往不擅言辭：善於演講的人，又往往不善於寫作。很少有人象邱吉爾、伍德羅、威爾遜和戴高樂那樣，兩者兼美。不過，對一位要在政界嶄露頭角的人來說，在公共場合和私下談話中都擅於辭令，這比善於寫作更為重要，實際上也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由於盂席斯工於辭令，很少有人願意在公開場合與他辯論。

　　從早年起，他就象邱吉爾一樣認識到，對於不友好的問題或評論，用隨手拈來的遁詞去對付，比冗長的辯護或解釋要有效得多。在他擔任總理後所舉行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左翼記者嘲弄道：「我想，在您挑選您的內閣人員之前，一定會與控制您的有權勢的人士磋商過吧！」孟席斯回答：「那自然羅。不過，年輕人，情把我老婆的名字排斥在這些人之外吧！」

　　這種做法在議會中也能奏效。澳大利亞議會中還保留著少許邊遠地區的粗俗話，這使孟席斯有時感到很厭惡。有一次，一位國會議員抱怨孟席斯說話時夾雜著一種優越感。他答道：「要是考慮到我在這裡有您這樣的夥伴，我的這種做法也就不足為怪了。」他又針對另一位國會議員說：「這位尊敬的議員真是神思馳騁，可惜是在日薄西山的時候進行的。不然的話，他的這次神遊也將是大有教益的。」工党人士由於經常受到這樣的譏諷，因此該黨曾經告誡它的成員不要與孟席斯再作這種不必要的交鋒。

　　1941年，孟席斯遭到他的黨的抵制。這在他的心靈上留下了深深的傷痕。他後來曾說：「這是毀滅性的一擊。一切都完了。」四十年代期間，盂席斯在從政治上默默無聞的境地捲土重來時，對他的抨擊者——尤其是報界——逐漸形成了一種健康的、憤世嫉俗的姿態。他並不伯與他們進行勇敢的交鋒。在一次重要的新聞界的集會上——與華盛頓的橄欖球俱樂部午餐會相類似的集會——盂席斯在忍受了兩小時的無情嘲弄之後，起而向報界祝酒，說他們是「我們聯邦中賺錢最多、又最為無能的勞動者」。有一次，他向我吹噓說，他以一種「明顯的蔑視態度」來對待新聞界，而且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盂席斯也蔑視商界的抨擊者，尤其是在他不當權的漫長歲月中拋棄過他的那些人。他對我說：「這些商界的典型代表們總是這樣，坐在扶手椅上，對失意的政治家落井下石。」他還說，他懂得在輸給工黨之後殺回馬槍時的滋味。他微笑著說：「他們說我贏不了啦。」

　　然而，在1949年，他以行動證明他們錯了。

　　孟席斯經常對我說，政治家必須臉皮厚。他還針對我們臉皮最厚的總統之一——林登·約翰遜——說過一些頗有見地的話。儘管他對約翰遜的能力很敬重，說他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政治家」，但在六十年代中期，孟席斯就覺察到這位得克薩斯人過分熱衷於公眾輿論和新聞界——在他後來擔任總統期間及以後，這些輿論卻使他吃盡苦頭。孟席斯對我說：「現在，您和我都知道報界無關緊要。過去我經常對約翰遜說，『對這些傢伙寫有關您的東西，都不必神經過敏。您是被選出來做事的；他們卻不是。他們只代表自己說話，你卻代表人民說話』。」

　　喜歡談話藝術和努力進行實踐的盂席斯，還尖銳地指出了約翰遜的另一個大弱點：他閑耽不住，那怕是一會兒。孟席斯說：「您可以感到，他的注意力總是不集中。在談話過程中，他總是抓起電話筒。」

　　約翰遜在橢圓形辦公室中有三台電視機，他可以同時收看三套節目。相反，孟席斯的管家告訴我，這位總理在論戰期間從來不讀談到他自己的報紙。她說：「有一次他告訴我說，『一旦他們停止辱駡我，我知道我就完了』。」

　　孟席斯是美國政治的一位敏銳的觀察家。我的第一本書《六次危機》中，有談及我1960年與約翰·肯尼迪進行電視辯論的內容。當我向孟席斯贈送這本書時，他給我複了一信，說，他至今仍然認為我同意進行辯論是一個錯誤。信中還寫道，「我並不是因為我認為您輸了才這樣說的……我在電視中看過你們的兩場辯論。就這些辯論本身而言，我覺得您是贏了的。但由於在選舉運動開始時，您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許多人對您的瞭解比對肯尼迪的瞭解要多三倍，而他只不過是在東海岸聞名而已。因此，我當時就想，現在仍然這樣想：您與他一起在觀眾眾多的電視屏幕上辯論，最大的後果之一，只能是使他與您一樣出名。請恕我冒昧直言，我認為，您此舉無異於將王牌拱手相讓。」

　　他寫這封信之時，我剛在1962年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競選中失敗。因此他還寫道：「我相信，這不是我們最後一次聽到您在政界的消息。」末了，他免不了又用一句妙語來結束那封信：「請向您的夫人致以熱情的問候。她與我的夫人一樣，由於支持搞政治的丈夫，應該得到一枚金質獎章。」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