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00)_尼克松

一〇〇

　　新加坡的繁榮來之不易。除了人力以外，這座城市的唯一「資源」就是它在戰略上的重要位置了——它是國際上的一個十字路口。李光耀以一種輕蔑的口吻，談起那些依靠開發其礦產資源的礦區使用費為生的第三世界國家，並說：「我們這個地方只有具備克服困難的意志時，才能生存。除了意志和勞動力以外，我國別的什麼東西都沒有。」李光耀就職以後，新加坡不得不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來謀生了。多年來作為新加坡工人就業的主要源泉的英國陸軍，六十年代中期開始撤出。同時，長達兩年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之間的聯邦亦告失敗散夥了。許多人說，這是李光耀企圖控制這個聯邦所造成的結果。李光耀對此極為失望，他在電視中宣佈新加坡退出聯邦時，公然哭泣起來。不過，他只是暫時感到氣餒。他以一種獨特的、愛好使用生動的譬喻的口吻說：「坐在凳子上，比坐在枝條上舒服。但是現在我們不得不坐在枝條上。別忘了，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

　　但是新加坡人民擁有的這種枝條卻是鋼制的。

　　看來，李光耀也常常希望他的人民是鋼鐵製成的。他規定了年輕男人的頭髮的長度，公開反對吸毒和不正當的性關係。

　　他告誡人們不要炫耀財富，如炫耀比賽用的汽車和大理石地板。由於他是一位帶有維多利亞倫理主義色彩的、嚴格維護紀律的人，因此一直受到抨擊。但他認為，紀律和堅定不移的引導，對減少新加坡三大種族之間的敵對情緒及鼓勵他們合作共事，都是必要的。他要求他的人民把自己看作新加坡人，而不是中國人、馬來人和印度人。這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使新加坡成為其他多民族社會羡慕的對象。

　　象尼赫魯一樣，李光耀也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而且懷著強烈嚮往社會主義的心情回國。與尼赫魯不一樣的是，他對社會主義並不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他認識到，一個社會要提供房租補貼、學校、住房和診所，就必須有欣欣向榮的經濟。李光耀關心他的人民的需要，但他首先關心能夠支付帳單的國民經濟的需要。他言簡意賅地概括了他對經濟問題的態度說：「我們不能兩手空空地期望得到一切。」

　　李光耀的許多社會改革是有實際目的的。他在五十年代後期說：「這是唯一的希望。如果我們不在這方面進行嘗試的話，新加坡將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如果我們嘗試而又失敗了，那它也會變成共產黨的天下。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嘗試。」他經常要求政府機關負擔自己的費用。這種做法產生了不尋常的結果：國家的郵局贏利了；政府的印刷所也承攬商業方面的活：政府部門中的懶散和浪費現象在其他發展中國家裡是如此地盛行，但在新加坡卻成為主要的罪孽。

　　儘管李光耀對人民的福利至為關切，但在我們會見之時，他卻很少向我談論國內問題。有些領導人也不願意討論他們本國的問題，這要麼說明他們已被這些問題壓服，要麼就是象蘇加諾一樣，根本不願意面對這些問題。但李光耀並非如此。他毋需談論新加坡的問題，因為他已經把新加坡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在擔任總統初期，曾派我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作一次周遊世界的實地考察。他回到白宮進行彙報時，對新加坡之行的評論的開場白非常簡明扼要。他對我說：「新加坡是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國家。」

　　托馬斯·杜威州長在1948年總統選舉失利之後，曾去遠東訪問。1953年，在我動身去亞洲之前，他告訴我，他那次訪問見到的人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羅伯特·孟席斯。我見到孟席斯時，立即明白杜威為什麼對他有這麼高的評價了。孟席斯不僅對影響太平洋地區的問題、而且對影響全世界的問題都了如指掌。

　　這位仕途順利的澳大利亞總理需要管理好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稀少的國家。從阿得雷德人那種英國式的溫文爾雅，到大維多利亞沙漠邊沿地區的原始荒涼，這個國家各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盂席斯的連續任期，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長。他具備處理好任期內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一切條件。儘管他有著英國上流社會成員特有的那種含蓄和尊嚴，但他也能勉強地與反對派和新聞界打交道。他具有一種用尖銳、刻薄的言辭來進行反駁的技巧。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告訴我：「我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英國人，但我喜歡美國。」依我看來，他似乎把英國和美國政治家最優秀的品質結合在一起了。

　　實際上，可以說有兩位羅伯特·孟席斯。我認識的是「第二位」孟席斯。這位充滿自信的、老練的政治家善於利用他的時間。在他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出現了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發展高潮。但我從未見到過「第一位」孟席斯。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他是一位聰明過人、自負傲慢的年輕的澳大利亞領導人。

　　他有一副好心腸，但後來被各種事件所壓倒了。

　　孟席斯於1939年至1941年及1949年至1966年兩次擔任澳大利亞總理。但他直到第二次任期時，才認清了自己應該捍衛的對象：被遺忘的中產階級。1941年從他手中接管政權的工黨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把中產階級束縛得寸步難行。孟席斯再度擔任總理以後，在不妨礙私人企業的情況下，維護著人民的福利，而且象李光耀一樣，鼓勵外國新的投資。結果，生產力大大提高了，經濟進一步繁榮起來。1949年到1961年期間，澳大利亞國民生產總值幾乎增長了三倍。同時，孟席斯在外交事務方面，也形成了一套明智的、全面的看法。這種看法集中到一點，就是澳大利亞應該作為遠東的大國，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

　　在孟席斯不當政的年月裡，如果他想重新獲得權力，顯然將會面臨巨大的障礙。他在1941年辭職和工黨獲勝之後，一度信譽掃地，甚至沒有被選為議會反對黨的領導人。1944年，他組織了自由黨。鞏固該黨、保持對它的控制和向澳大利亞選民宣傳這個党的過程，使他的政治技能受到很大的鍛煉。

　　象許多其他偉大的領導人一樣，在野的歲月使他變得更為堅韌了。因此，他再次掌權時，對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充分的信心，他的目標也更為堅定了。他被公認為一位傑出的議員，一位強有力的竟選者和能使聽眾為之傾倒的演說家。人們指責他藐視他的內閣，實際情況卻是：他讓他的部長們暢所欲言，因為他對自己的力量充滿信心。

　　然而，這一次並不存在到底由誰來掌權的問題了。因此，也不會象二次大戰中所發生的那樣，存在從內部搞垮孟席斯的政治王朝的可能性。1941年，面對著內閣中的意見分歧，他客氣地徵詢部長們的意見：他應該分別做些什麼？1949年以後，他對他的內閣成員予以區別對待。孟席斯最得意的政績之一，是把堪培拉這座首都城市打扮得整潔漂亮。有一年，他在預算中撥出一百萬英鎊，用於在首都建造一個人工湖，接著他就動身去英國訪問了。他不在國內時，財政部長又把這個項目從預算中刪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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