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102)_尼克松

一〇二

　　許多人從新孤立主義的角度來批評美國在越南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他們爭辯說，不管幫助一個正在受到共產黨人攻擊的國家是對是錯，南越距離美國實在是太遙遠了，因而與美國沒有什麼真正的關係。其實，在這個新世界中並沒有哪一部分是遠離塵世的。任何一個地方發生的事件，對世界其他地方都會產生影響。然而，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首次創造了「北大西洋孤立主義」一語、並對之鬥爭畢生以後的四分之一世紀，這種思潮又風行起來了。

　　李光耀和孟席斯對世界有著不同的看法，但他們兩人都支持美國在越南所作出的努力。孟席斯實際上還派遣了澳大利立軍隊到那裡去，與美國人並肩作戰。這兩位領導人都認為，北越的侵略對整個地區的穩定構成了威脅。正如孟席斯所說的，「對你們美國人來說，它是遠東；對我們來說，它卻是近北。」

　　李光耀和孟席斯也都是堅定的反共戰士。早在1940年，孟席斯就認識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了遏制蘇聯向西挺進，可能還得建立一個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的聯盟。他與李光耀一樣，都認識到，他的國家正處於遠東反共鬥爭的前線。

　　李光耀的新加坡地處自由亞洲的十字路口，完全依靠與鄰國不斷進行貿易為生。李光耀認為，共產主義的蔓延，將產生抑制生產力和商業發展的後果，正象厚厚的雪把它所覆蓋的一切凍死一樣。他早在1967年就對我說過：一個由共產黨支配的亞洲，將會經歷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黑暗年代。十年後，他的預言被證實了，印度支那被籠罩在黑暗之中。

　　李光耀不僅能高瞻遠矚地從地區性的角度、而且能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待越南戰爭。他對我說：「象美國這樣的大國，最重要的是必須支持那些指望它們保護其安全的小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蘇聯擴張主義和鎮壓的浪潮就將席捲全世界。」

　　他繼續說：「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首要的職責，是使自己和他的國家生存下去。如果他對美國失去了信任，那他除了盡力與蘇聯和解外，就沒有其他選擇了。」

　　李光耀認為，只有一個強大的美國，才能保證自由亞洲各國的生存。1973年他來華盛頓時，我在私下會談中告訴他：美國政府的目標，是在加強安全和不斷繁榮的條件下，建立一種包括中國和蘇聯在內的穩定的世界秩序，讓所有國家都能從這種秩序中得到好處。那天晚上，在我們為他舉行的國宴上，他以贊同的口吻談到我的講話，並以輕鬆自在但又打動人心的詞語，描繪了一個處於肆無忌憚、掠奪成性的共產黨國家的包圍之中的小國的艱難境遇。他說：「我們是一個非常小的國家，在戰略上處於亞洲的最南端。當大象橫沖直憧時，如果你是一隻耗子而又不瞭解大象的習性，那將苦不堪言。」

　　孟席斯還認為，如果美國逃避它的全球責任，那也是危險的。他對我說過：「如果共產黨人在越南得手，他們還會在其他地方進行嘗試。」當我們談到1965年的戰爭時，他看來很高興，因為美國選擇了在遠東站住腳跟的道路。他說：「幫助南越，這是在一個新的地區承擔的新的偉大任務。」當談到反戰運動這個話題時，他一揚手，嚷道：「真是書呆子！」從某種意義來說，孟席斯正以其對美國在越南的行動的積極支持來償還從前的債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人在距澳大利亞海岸幾百英里的珊瑚海上進行戰鬥，攔住了日本人，使他的國家倖免於難，未受到日本的攻擊。

　　孟席斯推行一項積極的外交政策。他使澳大利亞與美國、新西蘭結成聯盟，締結了澳新美安全條約。他認為這是他最傑出的成就。他參加了東南亞條約組織；五十年代後期，他又著手與日本恢復友好關係。這在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但在戰略上是明智的。日本首相岸信介對澳大利亞的國事訪問，把這種友好關係又推向了新的高潮。在孟席斯的領導下，澳大利亞在亞洲事務中發揮了相當積極的作用，以致外交部門的官員們更渴望到新德裡和雅加達任職，而不是到羅馬和巴黎任職。他說：「我們可以為抵抗共產主義貢獻聰明才智。不錯，我們有能力擔任亞洲的領導。但我們不准備用自封的方式來充當領導。」

　　由於新加坡的面積小，從政府領導人的角度來說，李光耀的回旋餘地比孟席斯還要校然而，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是一位同樣有見地的分析家。他的家族曾在新加坡居住了好幾代。作為一個華裔，李光耀對亞洲那個古老的和最大的國家有一種獨到的、直接的瞭解。早在1967年，他就對我說過：「毛澤東是在鑲嵌工藝品上畫畫。他一去世，大雨就將來臨，會把他所畫的東西沖刷掉，而中國將照樣生存下去。中國總是吸收外來的影響，最後又把它們摧毀。」李光耀是在毛譯東去世之前九年說這番話的，當時中國正激蕩著文化革命的狂潮。然而，事實證明，他關於毛澤東的影響將會下降的預言是正確的。

　　李光耀在把世界分成有所作為和無所作為的國家時，同樣使用了一些類似的術語，生動他說：「現在有大樹，有小樹，還有藤蔓。大樹是俄國、中國、西歐、美國和日本。其他國家中，有些是小樹，可能會變成大樹；但絕大多數是藤蔓，它們由於缺乏資源或缺乏領導，將永遠成不了大樹。」

　　談到亞洲的一棵「大樹」時，李說：「日本人將不可避免地在世界上再次發揮巨大的作用，而且絕不只是經濟方面的作用。他們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他們不能、也不應該滿足於只在製造優質半導體收音機、縫紉機和教其他亞洲人種水稻方面發揮作用的狀況。」從五十年代初期以來，這一直也是我的信念。

　　當時，我第一次敦促日本重新武裝起來，並取得它作為亞洲自由堡壘的應有地位。作為一個新加坡人和華裔，李光耀有充分的理由對日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的帝國主義行徑表示憤慨，但他卻能採取前面所述的態度，說明他是一位現實的和具有勇氣的領導人。·在國內問題上，李光耀是推翻殖民統治以後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中少有的一員——他不搞狂暴的、破壞性的革命，而是抑制受過創傷的自豪感，把自己以及人民的精力引導到國家建設中去。在對國際問題的看法方面，李光耀也顯示出同樣的能力，他擺脫了當前和過去的憤懣，著眼于新世界的未來及其本質。這是一個人真正偉大、崇高的標誌。象李光耀這樣視野開闊、高瞻遠矚的領導人，沒有機會在更廣闊的舞臺上發揮作用，這對世界來說，實在是不可估量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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