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99)_尼克松

九九

　　作為一位實行現代化的君主，費薩爾具有更為優越的條件。他的權力既是精神上的，又是世俗的；而且看來是源源不斷地來自於人民的。沙特阿拉伯國王是世界上少有的、任何公民都可以接近並與他談話的國家元首之一。與伊朗國王統治的伊朗相比，他的國家的族類更為單一，促使伊朗國王倒臺的急遽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帶來的緊張局面，在沙特阿拉伯也沒有出現過。

　　費薩爾在沙特阿拉伯完成了伊朗國王希望在伊朗完成的大量業績。他不必要與頑固對抗的教士進行鬥爭，因為沙特阿拉伯不是政教分離的。他在改革的同時，又密切注視著改革對他的國家所產生的影響。他只允許那些適應於沙特阿拉伯和不會破壞其文化結構的影響存在。

　　正如伊朗的悲劇所表明的那樣，光靠巨大的石油財富不可能為沙特阿拉伯買來安全或繁榮。費薩爾的任務，是在不破壞這個崇敬神靈的國家的本質的情況下，使沙特阿拉伯走上現代化的道路。這個國家是他和他的父親從阿拉伯沙漠中建立起來的。他在掌權的十一年中，認真審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小舞合上的大人物：
　　李光耀、孟席斯

　　在我見到的所有領導人中，最能幹的兩位是小小的都市國家新加坡的總理李光耀及澳大利亞已故的總理羅伯特·孟席斯。他們都有小舞臺上的大人物這種特色。如果在其他的時間和地方，他們完全可能成為象邱吉爾、迪斯雷利或格拉德斯通這樣的世界性的領導人物。

　　這兩個人的特點極不相同。奇怪的是，他們的背景和觀點卻十分相似。他們都是英國前殖民地的領導人，而且都是傑出的律師。他們本可以從事法律工作而大發其財，但他們都發現，法律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有束縛的。他們兩位也都是精力充沛、善於言詞和有才幹的人。儘管他們由於受到歷史的偶然性的制約，只能在小國擔任領導職務，但他們並沒有從狹隘的或局部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由於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視野開闊、通觀全域的，因此，我和他們的晤談是我覺得最有意思的談話。

　　雖然他們兩人的觀點本質上都是親西方的，但他們象麥克阿瑟一樣，也都認識到世界上的力量平衡正朝著有利於他們地區的方向穩步轉化。這兩個人都力求保證他們的國家能夠成為西太平洋地區最繁榮、最安全和最有影響的國家。

　　在個人條件方面，李光耀和孟席斯是很不相同的。孟席斯的身材與所有澳大利亞人一樣魁梧，他的精神和觀點也與所有的澳大利亞人相似。他六英尺二英寸高，體重二百五十磅；他相貌堂堂，面孔寬闊；還有著厚厚的卷髮、像約翰·劉易斯那樣濃密的眉毛和一雙很逗人的眼睛。他那種茫然的優越神態，雖然在對付令人惱火的議員和新聞記者時是有用的，但也冒犯了他在政府中的許多同僚；這使他象邱吉爾一樣，雖然得到人民的欽佩，但並不為他們所愛戴。

　　李光耀是結實、強壯的，象一位第一流的職業拳擊家。他目光犀利，從不黯然失色。我發現孟席斯喜歡交際，相當詼諧，李光耀則是精明的、機會主義的、工於心計和圓滑的。盂席斯喜歡有益的交談——事實上，他雖然對在議會上耍弄謀略這一套也很擅長，但他並不樂於這樣做，而是更喜歡趣味相投的談話。他還是一位品嘗美酒佳餚及摻和馬提尼酒的行家。李光耀則認為娛樂大多是浪費時間。

　　在我與盂席斯會見時，他通常抽著上等的雪茄煙，向我談述一些使我感興趣的政治見解，發表一些對外交事務的精闢言論，以及對澳大利亞政治的帶譏諷性的評論。我們的談話總是熱烈而愉快的。對比之下，1967年我第一次見到李光耀時，他卻象一頭籠中的獅子一樣，在地板上踱來踱去，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著。他的一舉一動表明，他似乎感到自己的身體和思想都被禁錮於其簡樸的辦公室之中，亟想打破這種牢籠，尋找更為廣闊的空間。他不參與閒聊。

　　他們兩人最為相似之處，在於他們所尋求的目標。這兩個人都不是空想家。盂席斯是一位英國式的議會民主派人士。他最深切的允諾，就是在危急之時，保證支持女王政府和英聯邦的團結。他在經濟上的保守主義，在他第一屆任期之後才表現了出來。那時，他把自己看作是中產階級人士追求舒適和安全時的一個盟友。李光耀則是一個最講究實際的人。他對政治理論漠不關心，蔑視一切不能直接有助於增強新加坡力量和使新加坡富裕的事物。對這兩個人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比保證他們人民的安全和繁榮更重要的了。

　　因為李光耀和孟席斯的觀點是非意識形態的，所以，人們一直嘲笑他們是「實利主義者」。他們對人民的物質需要極感興趣，因而忽視了他們精神上的需要。這兩個人在國內的成就主要是經濟上的，盂席斯執政之時，是澳大利亞歷史上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速度最快的時期：李光耀則把新加坡變成為一個貿易方面的「發電站」。兩國人民已經成為這一地區最富裕的人民。

　　這種尋求物質豐裕的作法，遭到了那些從未嘗過物質匱乏之苦的人的奚落。戰後數以十計的領導人給他們的人民以革命、民族自豪感和獨立。他們的人民卻很貧苦，經常挨俄。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裡，人們總是更多地根據領導人聲嘶力竭的言詞及其政治色彩來對他們進行判斷，而不是根據其政策的成功與否來判斷。尤其是在發展中的國家裡，許多人夜裡上床時，雖然兩耳灌滿了領導人的言詞，肚皮卻是空空如也。

　　李光耀也是一個革命者。不過，他是另一種類型的革命者。他從來不把空話和物質相混淆，也從不讓意識形態壓倒良知。他1959年掌權時，新加坡是一個小小的國家，沒有什麼自然資源，只是一個由印度人、中國人和馬來人構成的、隨時有可能發生爆炸性局勢的混合體。反對英國殖民主義的憤懣情緒則已高漲到了危險的程度。他認識到，只有採取先發制人的辦法，裝出比他的實際情況還要激進得多的樣子，才能防止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因此，他玩了一套政治把戲。把他的這套把戲歸納為「言左行右」，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大選之前，李光耀的人民行動党無異於共產黨的一個陣線，其言詞是模仿毛澤東的。他充分地扮演了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西方的革命煽動者的角色。他穿著樸素的襯衫去參加竟選運動，責駡白人的罪惡。但他當選後，便把一百多名先前的共產黨同僚投入監獄，並立即安撫新加坡有錢的華人頭面人物，還向外國人保證說，他們在新加坡的投資以及他們派來的董事們和工作人員都將是安全的。今天，他穿著細條紋西服，管轄著一個繁榮的國家。有人把這個國家叫做「新加坡公司」，因為它是靠日本、西歐和美國的投資的有機結合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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