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98)_尼克松

九八

　　費薩爾之死是特別出人意外的。在1974年我們的會談中，他對他的空軍中一些年輕軍官的忠誠表示深為憂慮。他們在美國受過訓練。他擔心他們可能受到革命左翼的毒素的感染。伊朗後來就感染上了這種毒素。費薩爾始料不及的是，他致命的危險是來自於右翼，而不是左翼。他最引起爭議的改革之一，是在他的王國開放電視——儘管他已決意對電視節目進行嚴格的控制。1985年，一位持異議的王子認為電視傳播了邪惡的影響，因而率隊突襲利雅得廣播電臺，但未獲成功。這位王子撤退到他的宮殿，在那裡被保安部隊殺死了。十年後，費薩爾被這位王子的兄弟所暗殺，許多人認為，這是一次報復行為。在與我交談時，費薩爾曾經說過，他認為，一般他說來，電視和新聞工具充其量只是現代世界中必需的「邪惡」之物。他是唯一由於電視而喪命的領導人。

　　費薩爾被暗殺時，一家週刊說，雖然他的權力平靜地、和平地傳給了他的兄弟哈立德——他是1932年以來的第四任沙特阿拉伯國王，但這次謀害事件再次「表明了中東石油國家的不穩定性」。無獨有偶，當薩達特總統在1981年秋被暗殺時，許多人也說，美國不應該把武器出售給中東的：「不穩定的」政府，即使其權力是平靜地、和平地傳給薩達特親手挑選的繼承者—1956年以來埃及的第三任總統。但在上述事件中，權力交接的情況都不比1963年肯尼迪總統被謀害後的權力交接情況差。

　　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來衡量，中東的許多政府確實是「不穩定的」。埃及憲法中，載有關於有條不紊地交接權力的條款；沙特阿拉伯卻沒有。不過，比較而言，世界上實在很少國家有可靠的繼承權力的法律程序。共產黨國家就沒有。認為沙特阿拉伯政局不穩的人，大多數是以此隱晦地發洩他們對君主專制思想的僧惡。由於西方的民主具有悠久的歷史，因此他們的上述態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忽視了沙特阿拉伯的現實：這個國家歷史上沒有民主。君主政體也是一種政府形式，而沙特阿拉伯人對這種形式已繹習慣了，目前還感到心滿意足。約旦和摩洛哥也是君主政體。在侯賽因國王和哈桑國王的領導下，它們都成為阿拉伯世界中治理得最好的國家。在突尼斯，哈比卜·布爾吉巴自我任命為終身總統。儘管他那溫和的極權主義領導同樣遭到抨擊，但西方式的民主是否會給突尼斯帶來布爾吉巴已經帶來的那種進步和穩定，也是值得懷疑的。

　　由於越來越多的沙特阿拉伯人受過教育，他們不可避免地會吵吵嚷嚷地要求建立一個西方式的政府。不過，就算他們不這樣做，這種發展趨勢也將是沙特阿拉伯君主政體改革的必然結果。雖然君主政體終將被一種新的政府形式所取代，但它也將完成費薩爾想要它完成的使命：使沙特阿拉伯按部就班地、和平地轉變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

　　民主對沙特阿拉伯不一定都是好的，正如君主政體不一定都是壞的一樣。1982年6月，繼承王位的法哈德國王曾經直率地說過，他的國家並不準備成立共和政府。他說：「我們要起用本國的傑出人物。但我們深信，如果不進一步普及教育，就算進行選舉，傑出人物也不會被推上掌權的崗位。」正如費薩爾所說：「就一個政權而言，重要的並不是它的名稱，而是它的行動。既有腐敗的共和政權和賢明的君主政體，也有賢明的共和政權和腐敗的君主政體。一個政權到底如何，應根據它的所作所為及其統治者是否廉正來判斷，而不是根據它的名稱來判斷。」

　　納賽爾和薩達特是革命者；伊朗國王和費薩爾則是主張革新的君王。從心理上來說，這兩位埃及人比其他兩人占上風。

　　因為成功的革命領導人有一種天生的吸引力，這是君主們無法比擬的。革命者是流星，是一種正在運動的力量；君主則是靜止的力量。前者被看成是能動的，後者則被視為靜止的。即使君王比革命者具有更好的思想，但他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還必須克服可怕的習慣勢力。

　　在革命看看來，過去的傳統和習俗只不過是革命這部機器的燃料。他可隨意地摒棄它們，或對之進行修正。然而，君主卻是依靠傳統來維持他的權力和權威的。所以，當傳統妨礙他未來的計劃時，他要麼得修改他的計劃，要麼就得以原封不動地保持其文化和權威的方式，把他的計劃和傳統結合成一個整體。這是一項艱難的任務。對政治家來說，也是一項最為艱巨的任務。

　　納賽爾執政時，他是從零開始的。他1952年廢黜和驅逐法魯克國王時，也把埃及最近和昔日一切令人不愉快的往事——英國人、土耳其人、羅馬人、希臘人和波斯人的統治——蕩滌乾淨了。多少世紀以來，他第一次給他的人民以一個由埃及人選舉、為埃及人辦事的政府。他還竭力想把埃及與它的阿拉伯兄弟團結在一起。這是一個完整的革命思想。它既有吸引力，又不切實際。

　　納賽爾在政治上擁有絕對的權力，但他是通過虛有其表的共和國政府這一結構形式來進行統治的。他是以「總統，，納賽爾的名號、而不是以「埃及的鐵腕人物」或「埃及的獨裁者」而為人所知的。他的政府是苛嚴的權力主義政權，但因為納賽爾是一位受人愛戴的革命領袖，所以這種苛嚴程度似乎減輕了。

　　納賽爾的目標是超國家的，他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就是他給他的人民以一種超越埃及疆域的使命感：阿拉伯民族主義。

　　伊朗國王的目標首先是民族的，但也是地緣政治學的，把伊朗當作西方反對共產主義侵略的一個堡壘。他想使伊朗成為一個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大國，因而把他的大部分精力集中於納賽爾忽視的那些工作上。因此，伊朗國王的工作缺乏戲劇性。他沒有一條蘇伊士運河可以實行國有化。他沒有把他的軍隊拉去向一群猶太複國主義者猛衝。他也不是在反對殖民主義的、革命的狂歡浪潮中上臺的。其實，他只不過是一系列的伊朗國王中的一位罷了——事實上，他也是少數幾位自然死亡的國王中的一位。有一次，當他被問到為什麼許多人不相信他時，他笑了笑，坦率地回答：「究竟有多少位伊朗國王得到信任呢？」

　　伊朗國王是有才幹的，也是勤勉的。他的政權並不比納賽爾的政權更獨裁。他在國內的成就是相當大的。他在穩定的基礎上帶來了進步，納賽爾則在沒有進步的情況下帶來了不穩定的局面。但伊朗國王並沒有象納賽爾那樣，撥動他的人民感情上的心弦。

　　伊朗國王由於在他的反對者開始向他提出挑戰時還猶豫不決，因此，他被舊事物所壓倒和吞沒了。另一位專制君主費薩爾卻制服了舊事物。

　　費薩爾由於個人和制度上的原因而繼承了王位。沙特阿拉伯有五位國王。一位是伊本·沙特，沙特阿拉伯的創建者。其他四位是他的兒子。在這五人中，只有沙特國王是腐敗的。即使這樣，他的腐敗也是建立在對人民寬恕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壓迫的基礎上的。事實上，沙特國王已經開始實行了某些改革，後來為費薩爾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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