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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


  「他很強硬;不過,他能夠達成其他人不一定能夠達成的協議。以色列需要一項協議。我深信,在貝京、裡根和我之間,可以取得比卡特政府期間所取得的更大、更持久的進展。」

  在我們談話結束時,薩達特邀我在以後幾個月內的某個時候到他在阿斯旺的冬宮和他再次柏會。他說,屆時他將與我進行一次愉快的長談。

  但是,我們永遠也不會進行這樣的長談了。我雖然又到埃及去,但卻是為了參加他的葬禮。那年十月,薩達特在開羅檢閱軍事隊伍時,被一幫刺客用槍擊倒了。裡根總統請三位前任總統代表他參加葬禮。去開羅途中,福特總統、卡特總統和我一起追懷薩達特的往事。我們對他的勇氣、他的遠見、他的才能和他的銳敏,都持有一致的看法。不過,當我們抵達埃及時,街上卻幾乎是空蕩蕩的,與十一年前納賽爾去世時突然發生的狂亂景象形成鮮明的對照。薩達特的繼承者胡斯尼·穆巴拉克告訴我們,他的人民可能仍然處於一種震驚的狀態之中,不想在公開場合表示哀痛。

  我認為,埃及人對薩達特的矛盾態度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納賽爾具有普通人的風度,儘管他擁有絕對的權力,但從不愛好奢華,與納賽爾相比,薩達特生活很講究。他有十個總統官邸,還有一位精幹世故、口齒伶俐和修飾得無可挑剔的妻子。他穿著昂貴的西服,抽著進口的煙絲。

  儘管薩達特從來忘記他的農民出身,但並沒有打算使人民相信他是「他們中的一分子」。事實上,取得成功的領導人中也很少有人如此。從理性上而言,薩達特對他的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但象戴高樂對法國人的態度一樣,他對人民缺乏深厚的個人感情。不過,他們在許多方面仍然應該感謝薩達特。在他去世時,並沒有一個埃及士兵在作戰;埃及的經濟雖然還很脆弱,但埃及人比十年前要富裕得多。薩達特還採取了減少新聞檢查、讓人民享有更多的公民自由、控制秘密警察的活動等措施,朝著拆毀納賽爾的警察國家的方向,走過了一段漫長的路。

  納賽爾是一位易動感情的人;薩達特則是一位善於思索的領導人。納賽爾能夠看到人民的心靈;薩達特則把他的眼光從人民的頭頂投向遠方。由於他與人民疏遠,他受到的尊敬多於熱愛。此外,正是他的深居簡出、冥思苦想,使他能夠把中東問題推向一個新的、更高的階段,使問題變得似乎不是完全不能解決了。

  薩達特的葬禮並沒有那種過分激動的場面,這是可以預料到的。只可能有一個納賽爾。人們為他激動,因為他是第一位總統,是締造者,獨一無二的締造者。人們本能地知道,象他這樣的人絕不會再出現了。沒有人能夠取代他。他們把埃及的一切歸功於納賽爾。不過,他們自己也喜愛歷史的痙攣、驟然激發出來的自豪感、以及在一個民族的生命長河中僅有一次的遽變。

  對納賽爾來說,薩達特是一副解毒劑。他從前任的成就的基礎上前進;在必要時,又能夠修正前任的錯誤。現在,穆已拉克總統也有類似的機會,做薩達特做過的同樣的事情。參加薩達特的葬禮後,我到其他幾個中東和北非國家首都去旅行,和他們的領導人進行私人會晤。由於薩達特簽訂了戴維營協議,他們對他持批評態度,抱怨薩達特對巴勒斯坦人的境況不予重視。他們中的許多人,由於長期蒙受納賽爾的干預之害,起初把薩達特看作一位盟友。後來,由於薩達特與以色列單獨媾和,他們又深感失望。當他們拒絕附合薩達特的和平戰略時,他把他們稱為「猴子和嘶嘶作響的蝮蛇」。這使他們極為憤慨。我能理解他們的感情,但我也理解薩達特的感情。埃及終於有了一位把自己的人民放在首位的領袖。與其他中東國家相比,埃及人民為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事業所流的血更多。現在,薩達特有理由認為是採用一種新的做法的時候了。

  薩達特是一位無畏的革新者。在中東,他採取了走向和平的最大的、最勇敢的步驟。現在是他的繼承者完成他開創的進程,並修補埃及與其保守的阿拉伯鄰國的籬笆的時候了。從某個意義上來說,埃及在1981年就已準備轉入一個新的階段了,就象他們1969年所做的一樣。這種轉變雖然可能是在一種令人可怕的境況之下進行的,但由於薩達特具有一種神秘的氣質和相信先天受命,因此我相信他本人也是會接受這種概念的。

  一位領導人的最偉大的貢獻,常常在他去世之後才能顯露出來。到了那個時候,他的後繼者將會沿著他所奠定的基礎向前邁進。

  薩達特是被舊世界的勢力殺害的。這種勢力鑽進了新世界,把他打倒了。因為他尋求和平而不是尋求聖戰,所以他的行刺者說他拋棄了伊斯蘭教。在許多方面,埃及比它在中東的許多鄰國更為現代化、更具有世界性。納賽爾雖然是一個虔誠的穆斯林,但在沙特阿拉伯仍然禁止電視的時候,他就通過流行歌曲來宣傳他的革命了。然而,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及伊朗一樣,也有很多好鬥的伊斯蘭信徒。薩達特邁向和平的每一步,同時也是走近個人險境的一步。因為在他的敵人中,有許多人對和平毫無興趣。中東的領導人在跨越新舊世界的前沿地區時,總是冒著極大的危險:薩達特象伊朗國王和費薩爾一樣,越過了這些疆界,最後也為之獻出了生命。

  在薩達特去世前十四個月,我和他一起在埃及加入了另一個送葬行列,悼念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伊朗國王死于癌症:薩達特則死於行刺者的槍彈。但他們兩人都是中東爆炸性緊張局勢的犧牲品。伊朗國王是逃出他國家的流亡者,孤寂地死去了。在各國領導人中,薩達特是唯一有勇氣給他以庇護的人。因此,巴列維總算在某種體面的、不失身份的情況下,度過了他的最後幾天。在伊朗國王當政時奉承過他的其他一些領導人,看到他既已倒臺,卻都避而遠之。

  我抵達開羅以後,在送葬曲奏起之前見到了薩達特。他伸出手向我走來,說:「您能來參加,實在太好了。」我對他說,在美國拒絕伊朗國玉居留之後,他竟能給他以庇護權,這需要很大的勇氣。他對此表示懷疑,答:「嗯,勇氣?不,支持一位朋友並不需要勇氣。我不外是做了我認為正確的事。」從這件事可以看到,薩達特作為一個人和一位領導人所具有的品質。他既忠於有權勢的朋友,也忠於那些軟弱無權的朋友。送葬那天,我在亞歷山大他的行宮中拜訪他時,他也表現了同樣的品質。

  我們討論了即將來臨的美國大眩他知道我支持裡根,也知道卡特的威望正在不知不覺地消失。但是,他一次也沒有對被他親呢地稱為「我的朋友吉米·卡特」的這個人說過一句輕蔑的話。

  伊朗國王對未來的理想,和納賽爾的理想一樣宏偉;他寄予於人民的希望,也象納賽爾一樣強烈。這兩個人中,伊朗國王是一位比較好的國務活動家,·納賽爾則是一位比較好的政治家。我相信,伊朗國王是中東最有才能的領導人之一。但是,他因為到了很晚的時候還低估他的敵人的力量,終於被他們壞倒了。由於二十世紀的人們迷戀於浪漫的革命,伊朗國王在世界上的大多數朋友——包括美國在內——在伊朗革命之後,又把他看作一個被遺棄的人,因此,他幾乎受到了普遍的中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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