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96)_尼克松

九六

　　追根溯源，伊朗的革命只不過是宗教界上層人士爭奪權力的表現。在此之前，由於伊朗國王進行了自由改革，使他們在政治、文化和社會領域方面失去了權力。反叛者們由於高喊著「左」的詞句，新聞界、特別是電視界就把他們浪漫化了：阿亞圖拉則為那些容易上當的人們布下了羅網。不久，伊朗國王終於失去西方對他的支持，最後失去了他的國家：伊朗則失去了它的自由、它的繁榮、以及在伊朗國王和他的父親執政時所取得的進步。伊朗國王去世前夕，是一個潦倒的、痛苦的人一不僅為他本人而痛苦，而且為他的人民而痛苦。

　　1979年，當他居留於墨西哥、過著長期飄泊的流亡生活之時，我去拜訪了他。我們已經是二十六年的朋友了。1953年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他才三十四歲，他那文靜、莊重的舉止和好學的態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時他雖已當朝為王，但來真正理政：政治權力操在極有才幹的首相法索拉·薩赫第將軍的手裡——他的兒子阿第希爾是我任職期間的伊朗駐美大使。不過，當這位國王詢問了一些探索性的、精闢的問題之後，我立即相信，他一旦開始親自領導這個國家，將是一位天才的領導人。

　　四分之一世紀以後，伊朗國王仍然保持著王室的尊嚴，但他那青年時代的熱忱已不復存在了。代之而來的，幾乎是一種極端的失意情緒。他的權力已被那個運動的領導人從他手中寺走了，他們立誓要把他所做的一切顛倒過來，把伊朗拉回到中世紀的黑暗中去。看來，阿亞圖拉對他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使伊朗國王本人深為痛苦。他是一位受到冤枉、誤解和不正當對待的人。據瞭解，這一切象他肉體上的病痛一樣，同時齧啃著他，把他毀滅了。據悉，大批曾與他共事過的人也慘遭同樣的命運。

　　在最後的那次會晤中，儘管他在精神上和肉體上都深感痛楚，但他還是很和藹、親切。在招待我用午餐時，他自豪他說，桌上的沙拉是他的兒子禮薩王儲親手製作的。我深深為之感動。我們不僅談到伊朗，還談到了廣泛的世界性問題，象通常一樣，從談話中可以看到，他對國際舞臺上所發生的事件有著淵博的知識。

　　有的領導人需要權力，是為了使他們的生活具有目標：有的領導人則是為了一個目標而活著。他們實現這個目標的要求是那樣強烈，以至於渴望得到權力，以便實現它。

　　伊朗國王是為了他的國家而活著的。他把自己和他的國家視為一體——不僅是現代的伊朗，而且是澤克西斯、大流士和塞魯士的古老的波斯這個一度包括世界許多地區的帝國。象這些古代的皇帝一樣，他生活奢華，擁有帝國各種顯赫的服飾。

　　但奢華並不是他緊緊抱住孔雀御座的原因。對他來說，他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孔雀御座代表著伊朗，代表著使伊朗人民過上較好的生活的希望。在他父親所奠定的基礎上，他利用他的權力，通過掃除文盲，解放婦女，推行農業革命及建立薪的工業等做法，使他的國家與中世紀決裂，臍身于現代世界之林。

　　那些抱怨他的秘密警察過多的人，忘記了他在徹底改造伊朗的過程中樹立了多少敵人。毛拉們、因襲的商人們、佔有土地的貴族們、頑固的官僚們，貴族出身的社會名流們及共產黨人，都鄙視他。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死敵中還包括年青的知識分子——他們當中許多人是他派到國外去學習的。這些人回國以後，要求實行的改革比伊朗國王願意實行的改革更多、更急迫。被他解放的婦女們也舉行示威遊行反對他。這些不耐煩的伊朗人，不知不覺地變成了毛拉們發動政變的彈藥。他們廖集在「伊朗革命」後面，以為自己正在推動伊朗國王以更快的速度開展現代化和自由化的運動。殊不知正好相反，他們幫了那些懷有野心的教士們的忙，使這個運動走向了反面。

　　為了免於樹敵，伊朗國王本來可以什麼都不幹。他可以繼續管轄一個窮困、落後的波斯，依靠王室財產的收入，過著優越的生活，並在損害無權者的情況下，與權貴們建立一種相安無事的關係。但是，伊朗國王寧願有所作為，而不願無所事事。正如他在墨西哥時對我說的，他可能是做得過分了。他要把伊朗變成一個人民受過教育、農民佔有土地的、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大國。許多見過伊朗國王顯赫地坐在珠寶寶座上的照片的西方人，如果瞭解情況，當會大吃一驚：在大部分時間裡，他穿著工作服，在他那相當簡樸的辦公室中批閱文件。他在迎接來訪者時，也是站起來的，並和他們握手。他不太相信顧問們，並拒絕授予他們大多的權力，寧願自己一天工作十五個小時，竭盡全力工作。

　　他的頭腦中裝滿了伊朗經濟發展的最微小的細節。在他的領導下，伊朗的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收入引人注目地增長著。

　　到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人有了自己的住家。

　　在美國的幫助下，伊朗國王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美國在中東的主要盟國和從地中海到阿富汗的一支穩定力量。七十年代後期，當他在國內的困難逐步增加時，美國對他的支持轉趨曖昧了。許多人把他對美國的依賴看成是一個致命的弱點。其實，這些批評者把是非顛倒了。如果沒有大國的支持，當代較小的國家很少能夠擠進世界的前列。美日安全協定就是這種聯盟的榜樣。在伊朗問題上，致命的弱點是美國的軟弱，在戰後的歲月中，如果美國對日本剛一冒頭的動亂猶豫不決的話，那麼，其後果將與伊朗相似，同樣是災難性的。在伊朗，當一位朋友最需要我們幫助的時候，我們卻撒手不管了。

　　對一位領導人匆忙作出的結論，常常會被現實向歷史這個高級法院提出的上訴所推翻。有的人在離開舞臺之後，其形象逐漸縮小了，有的人卻逐漸增大了。有一些人在去世時被封為聖徒，但他們的缺點隨著時間的推移卻變得越來越明顯。智利的阿連德、埃及的納賽爾和中國的毛澤東就是例證。伊朗國王則是在一片爭論聲中去世的。但我確信，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將屬那些形象會變得越來越高大的人中的一員。

　　正在實行現代化的君主們會面臨著一個異常困難的平衡問題，因為他試圖改變的習俗，也正是支撐著他的、使他有權統治的那些傳統。為了取得成功，他必須體察人民的脈搏；他的改革必須是穩健的，而不是突如其來的。但是，在實行改革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如果喪失東西最多的人真的起來反對他的話，那他就必須迅速地、充分地行使他的權力。一旦他選定了他將要遵循的道路，在向批評看作出讓步時，就必須非常小心謹慎。如果讓步過多，自己必將無路可走。

　　與廣為流傳的神話相反，伊朗國王的垮臺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暴君，事實剛巧相反，他垮臺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耐心。他可能是做得太多、太快了。原因之二是他在遏制那些威脅他的國家的穩定的人們時，還不夠殘酷無情。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對他的敵人及時地進行鎮壓，本應是伊朗國王為了把伊朗從黑暗中拯救出來的最好措施。然而，黑暗終於把伊朗吞噬了。一如我們當初就不幸地看到的那樣，伊朗國王的敵人，也就是伊朗人民的自由和進步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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