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94)_尼克松

九四

　　1970年9月，當我們得悉納賽爾由於心臟病發作而遽然辭世的消息時，我正在地中海的一艘航空母艦上觀看美國第六艦隊的演習。我本想前往開羅參加葬禮，但後來覺得這是不明智的。因為當時埃及政府仍與蘇聯人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而且極端仇視美國。如果納賽爾的繼承者希望改善埃美關係的話，我認為應該由他們邁出第一步。於是，我改而派了一個代表團，代表我前往開羅。

　　到納賽爾逝世時為止，薩達特在幕後已經等了將近二十年他一直未遭到納賽爾的極度妒忌之害，因為他看起來沒有什麼個人野心。他樂意承擔納賽爾分派給他的任何差使。有人把他稱為：「納賽爾的哈巴狗」：有人則說，他前額上的印記，不是由於每天祈禱時在地上叩五次頭而留下的——象所有虔誠的穆斯林所做的那樣——而是由於在內閣會議上，納賽爾為了讓他留心聽別人講話，常常戳他的臉而留下的。

　　十八年來，安瓦爾·薩達特一直在注視著，傾聽著。革命前，當英國人掌管埃及時，他在獄中服刑，並學會了如何忍耐，也懂得了耐心的價值。他知道納賽爾妒忌心很重，因此，他總是小心翼翼的，從不露出要為自己爭權的跡象。除此之外，薩達特還是人們可以指望的、十分珍視友誼、認真實踐諾言的人。

　　不過，他在代表納賽爾去國外訪問時，也交其他的朋友，包括沙特阿拉伯的費薩爾王儲。他當總統以後，曾私下對費薩爾說，納賽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和他對蘇聯的依賴都失敗了。

　　1970年，薩達特在納賽爾去世後掌權時，許多觀察家認為他的政府肯定只能維持幾周，因為他缺乏納賽爾那樣感人的超凡魅力。他們沒有認識到有各種各樣的魅力，而且一個人只有在掌權之後，人們才有可能斷定他是否具有這種難以捉摸的品質。薩達特並不想走納賽爾的老路。他在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跡。他一開始就熟練地阻止別人奪權，並把他的反對者投入監獄。時過不久，人們對他的權威就不發生任何疑問了。

　　薩達特迅速採取行動，砸斷了把埃及捆綁在蘇聯人身上的鐐銬。納賽爾去世後，他向全世界廣派代表，向各國致意。他的特使在北京見到周恩來。談話中，中國總理問：「您知道是誰殺害了五十二歲的納賽爾嗎？」這位特使愕然，沒有作答。周思來說：「是俄國人。」他的這番話是隱喻性的，不能按表面的含義去理解。但埃及對蘇聯的依賴、它與大多數阿拉伯鄰國以及美國的冷淡的關係，確實是納賽爾留下來的包袱。納賽爾是一個非常自豪和有獨立性的人。在他生命垂危之時，埃及的孤立處境使他負擔沉重。薩達特認為，這是使他的精神和健康惡化的原因。

　　在薩達特就職後不久，我們開始接到薩達特想要使埃美關係解凍的種種暗示。他掌權十一年的特徵，是喜歡採取一系列戲劇性的主動行動。其中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1972年突然驅逐了一萬六千名蘇聯軍事顧問。促使他這樣做的原因，一是根據他的判斷，俄國人並不可靠，二是他本能地不喜歡俄國人。

　　我1974年訪問開羅時，曾經告訴他，我認為中蘇分裂的原因之一是中國人感到他們比俄國人更文明。薩達特笑笑，回答說：「您知道，我們的感覺恰恰也是這樣。我們埃及人比俄國人更文明。」

　　納賽爾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他總是忙於政府的大小事務之中，為了批閱積壓的文件，經常通宵達旦地耽在辦公室裡。

　　薩達特則比較孤癖、好沉思。他經常撇開他的部長們，在午飯後到尼羅河邊散步，獨自作出各種決定。他每天起床都比較晚，也不一天到晚都工作，而且討厭瑣事。他的政府的日常工作是拖拉的、效率不高的，但是，重大的決策——薩達特把這些決策都留給他自己來做——卻總是驚人的、高明的，有些決策，諸如驅逐蘇聯人和1977年他的耶路撒冷之行，從根本地變了中東政治的格局。很少有人象他那樣，對過眼煙雲似的國際關係花費那麼多傳統的智慧和才識。

　　全世界將緬懷納賽爾和薩達特在外交事務中所起的作用。

　　他們兩人都試圖恢復阿拉伯人被損傷的自豪感。薩達特1973年發動贖罪日戰爭的部分原因，就是為了矯正1967年以色列的勝利所引起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狀態。但薩達特還有進一步的意圖。蘇伊士運河事件後，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敵對狀態仍象過去那樣嚴重。從薩達特看來，在贖罪日戰爭中顯示一下阿拉伯的強大力量，實際上是走向和平的一步。這樣，他可以從實力地位出發，採取高屋建瓶的姿態來謀求和平；從軟弱的地位出發是無法這樣做的。

　　薩達特講究實際的程度與納賽爾輕率的程度相似：他的小心謹慎與納賽爾的衝動妄為從程度上看來，也是不相上下的。

　　他的一些主動行動，都是為了達到某一目標而精心安排的，而且事先全面考慮了可能造成的後果。薩達特感到必須結束埃及在經濟上的孤立狀態。與以色列實現和平，則意味著開展新的貿易，從蘇伊士石油中增加新的收入，以及從蘇伊士運河的航運中源源不斷地得到收益。納賽爾的對外政策幾乎沒有為解決埃及的國內問題帶來什麼好處。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只不過是轉移人民的視線，使他們忽略國內問題的一種辦法。薩達特的對外政策，則是朝著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向所邁出的一步。

　　在納賽爾失誤之處，薩達特卻取得了成功。因為他把增進埃及這個國家的福利、而不是「阿拉伯民族」的福利視為自己的第一職責。比起納賽爾來，他對推動世界前進的各種力量具有更為廣泛和正確的瞭解。他在世界舞臺上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同時，又精心地把在國外所做的一切與在國內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目標聯繫在一起。

　　我最後一次見到薩達特，是在1981年8月他訪問美國之時，他邀我到紐約的埃及代表團駐地晤面。他那黝黑的、出眾的相貌和彬彬有禮的舉止，再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薩達特的心臟病過去發作過兩次，所以他很注意保養。但我也有這樣的印象：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腦力勞動中去了。他很少擺出不必要的或誇張的架勢，也很少說廢話。他的含蓄和善於節制自己的能力是十分突出的。

　　在最後一次會見時，我發現他對裡根政府持樂觀態度。他說，他確信裡根在中東的交易中將會是直率的；在反對蘇聯冒險主義方面也將會是堅定的。關於美蘇關係問題，他說，美國人在前四年中已丟失了大量地盤，「西方決不能再放棄一寸土地了」。他還說，他預料蘇聯會在波蘭採取行動：西方不應直接作出反應，而應把蘇聯的干預作為一種藉口，在其他地區，如古巴、安哥拉或利比亞採取行動。他說：「應該在我們選擇的地方、而不是在他們選擇的地方與他們進行鬥爭。」

　　在此之前兩個月，以色列對伊拉克的一個核反應堆發動了一次先發制人的攻擊。我告訴薩達特，我感到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做事不負責任，行為乖戾。他脫口而出道：「嗯，他瘋了。」接著又說：「他也許象狐狸一樣瘋了。」我說，儘管我理解以色列必須保護自己，使其免受敵人進攻，但是，貝京在這個過程中的做法也是不明智的。他將使他的朋友，諸如薩達特和裡根感到為難。薩達特同意我的看法。

　　但是，當我提到如果貝京不再掌權、中東可能會取得更多的進展時，薩達特又表示異議，說：「我還是願意與他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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