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袖們(92)_尼克松

九二

　　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並說：「只要你們採取這種做法，我們就不用擔憂了。」

　　有時，她可以輕鬆地處理好那些對她來說是最嚴重的問題。

　　她一再對我說，以色列的阿拉伯鄰國沒有一個是可以信任的。

　　作為推動中東和平的行動的一部分，我試圖在美國與幾個主要阿拉伯國家之間建立良好的關係。我向她指出，從以色列本身的角度來看，讓美國成為以色列的鄰國的朋友，比起由另一個對以色列抱有敵意的國家來扮演這個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認這一點，然而還是堅持說，在與阿拉伯國家打交道時，我們不應該相信協定，而是應該相信行動。有一次，這類會見結束時，我向在場的人一一贈送了小小的禮品盒，內裝帶有總統印鑒的金質襯衫袖口鏈扣。每個人都打開了自己的盒子，結果發現其中有一個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時笑了起來，說：「瞧，現在你們該明白我所說的信任是什麼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為國務卿之後，我對她說，現在我們兩國都由猶太人當外交部長了。她流露出輕鬆愉快的神情。在談到基辛格的德國口音時，她還應聲道：「不過，我的外交部長是講英語的。」

　　在國際上，戈爾達·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極大的勇氣、才能和韌性的政治家。她聰明過人、正直、頑強。她賦有足以使她躋身於任何大國最高領導層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會具有這種能力，因為她對這個國家有著異常強烈的感情，它的事業把她推向了最高領導層。她並不把權力當作特權來追求，而是把它當作職責來行使——為以色列而行使。

　　美國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們最欽佩的婦女的名單的前列。

　　對以色列人民來說，她則是一位受人愛戴的老祖母式的保護者，一位強健結實而又可以信賴的婦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擔在肩上；但她也騰出時間來，在廚房的桌子旁邊招待她的助手們喝湯。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儀式上所作的悼詞中說：偉大的政治家總是在國內受到愛戴、在國外也受到尊敬。

　　但是，只有少數幾位象艾森豪威爾這樣的政治家，才能在國內外受到真正的愛戴。戈爾達·梅厄也是這少數幾個人中的一位。與艾森豪威爾一樣，這不只是由於她的所作所為、顯然也是由於她的為人，國內外的人們才如此真心地愛戴她。

　　1974年6月，在她離職才十二天之時，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她是在以色列對1973年10月戰爭中的準備工作發生長期爭論後去職的。我們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簡樸的公寓中拜訪她。她再次對美國在那次戰爭中對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謝。當她費勁地從椅子上站起來向我們表示歡迎時，我可以看到她臉上痛苦的表情。事後我才知道，她當時與我一樣患有靜脈炎。此外，她還患有淋巴腺癌。她對這一點保密了好幾年。後來，在以色列議會舉行的一次國宴上，我決定打破先例，在向國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說：我所見到的領導人中，還沒有一位比戈爾達·梅厄表現出更為突出的勇氣、聰穎、堅韌和果決了，她獻身於國家的精神也為別人所望塵莫及。我說：「由於我與她共事過，所以，我想我已經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請各位和我一起，為這位前任總理乾杯。讓我們為戈爾達·梅厄總理乾杯！為戈爾達乾杯！」

　　對她來說，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對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發自內心的。我的本意是：「讓我們懷著愛戴的心情，為戈爾達乾杯。」我想，她一定會理解，我正是這個意思。

　　§古老國家的新派領導人：

　　納賽爾、薩達特、伊朗國王、費薩爾

　　無論是作為故事和傳奇的中心，還是作為戰略上的十字路口，地球上很少地方能和中東相比。它的歷史源遠流長，幾千年來，不僅朝代興廢更送，各種文明也在那裡起落盛衰。風，還象幾千年前一樣，侵蝕著萬劫不滅的沙漠：屍骨，則依然在陽光下逐漸變白……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短暫時期中，這片古老的土地驀然間變亂蜂起。以色列的創建，只不過是打亂了舊的格局、帶來了新的衝突的各種事態中的一樁。

　　當伊朗突然被拉回到中世紀時，西方嘗到了一次嚴厲的教訓：在這個新世界中，現代社會的外殼可能是多麼的單雹脆弱；在新舊相撞之時，它們關係之緊張又是多麼的嚴重。有人提醒我們說：中東並沒有「自己要潘，也讓別人活」這個傳統概念。在那裡，感情往往來得更加猛烈；人們缺乏紀律，少有約束，裁決更加苛嚴，報復尤為迅速。這裡的傳統比別處更為古老，決心維護它們的人卻拼命抱住這些傳統不放。

　　然而，在中東以及其他地方，變動還是來臨了。

　　最近幾十年中，我們在中東所見到的，一直是火山爆發似的政治大變動。這些火山的爆發，形成了巨大的山脈，也形成了大陸和海洋。儘管這些特殊的問題和鬥爭形式僅僅適用於中東，但是，當本來要幾個世紀才發生的變化現在被壓縮到幾十甲年中發生時，這些問題和鬥爭的形式也反映了全世界所面臨的挑戰。今天，一個人在其一生的時光中，也許必須適應從前需要許多代才能有的演變。對個人和國家來說，這個過程都是動盪不定的，而且可能是爆炸住的。

　　從下面四位領導人的生平中，我們可以戲劇性地看到這些進程。他們走過的道路各不相同，但目標總是非常相似。這四位領導人就是埃及的加麥爾·阿卜杜爾·納賽爾和安瓦爾·艾爾·薩達特，沙特阿拉伯國王費薩爾，以及伊朗國王。四人中，伊朗國王被推翻了，並在流亡中去世。費薩爾和薩達特被行刺者的子彈所擊倒。只有納賽爾在還是一位英雄時，就由於自然原因而去世。如果他不是在五十二歲時由於心臟病突發而遽然辭世的話，那麼，他的命運可能就大不相同了。

　　這四個人都是革新派。他們都在竭力恢復本國人民的自尊心。為此，納賽爾、薩達特和伊朗國王都有意識地回溯到幾千年前本國古老的文化源泉上，以恢復民族崇高的象徵，並使之發揚光大。納賽爾和薩達特回復到法老王時代；伊朗國王回復到賽魯士的波斯帝國；費薩爾則沒有必要回復到任何時代，因為他的國家是穆罕默德的故鄉，是最神聖的穆斯林聖地。全世界的穆斯林每天祈濤之時，都向著沙特阿拉伯的方向朝拜。

　　1963年，我第一次見到納賽爾。但我覺得似乎很久之前我們就認識。

　　納賽爾與他的同謀者安瓦爾·薩達特一起，于1952年策劃並領導了一場政變，取代了法魯克國王的腐敗政權。當時他是一個不知名的軍官。起初，他利用著名的將軍穆罕默德·納吉布作為出面人物。但在兩年之後的1954年，性清暴躁的納賽爾就把納吉布逮捕了，自任總理l956年，他使自己成為當選總統。

　　納賽爾的領導是浮誇的。他象一顆流星劃過中東的長空。

　　他不僅想充當埃及的領袖，而且想充當阿拉伯世界的領袖。他強行干預其他阿拉伯國家的事務，發動政變，策劃暗殺，一直試圖建立以他為首的泛阿拉伯聯合體，他既結交堅定可靠的朋友，又樹立不共戴天的敵人。所以，他身邊的人很少是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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